明天是2022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现在，文化和自然遗产在全社会越来越受重视，而这一特别的日子很自然地又会成为社会焦点。

对文化遗产而言，在坚定文化自信的时代背景下，相应考古、研究、阐释、保护和活化利用等一系列工作，都在持续推进。日前，在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文化遗产工作进一步明确了方向。

本期“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我这十年”特别报道，将从文化遗产角度讲述近年来文化工作者在各自岗位上坚守初心、尽职尽责、积极进取创新，为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传承等辛勤工作的平凡而生动的故事。从相应讲述中，也能感受到广大群众热爱文化遗产、享有文化遗产、参与相应保护传承工作、从中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并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的情感和行动。

“要让更多文物和文化遗产活起来，营造传承中华文明的浓厚社会氛围。”让我们一起努力！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采访对象提供）

科技赋能、科研创新，让文物修复与时代共进

张鹏宇在“战国错金银云纹犀牛尊”的复制工作中

张鹏宇（中国国家博物馆文保院金属器物修复研究所所长）

“考古”“文物”对于儿时的我来说是神秘的。我钦敬那些有机会修复文物的人，能用一双巧手将锈迹斑斑、支离破碎的国宝修复成完整、精美的样子，也羡慕他们能用双手去触摸和感受历史，与古人“对话”。怀着对这一领域浓烈的好奇心，我考入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文物保护专业。2012年，我研究生毕业后进入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始跟着老师傅学习青铜器的传统修复和复制技艺，一点点积累经验，至今已整整10年。

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活动主题“文物保护：时代共进，人民共享”恰恰是对这项工作的绝佳诠释。记得在我刚刚参加工作时，文物修复行业的工作核心更多是将文物按以往的经验修复完整、修旧如旧，最重视的是文物展示呈现。10年间，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我们的工作理念、工作内容、工作方法、工作手段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大和丰富，正是“与时代共进”。

如今，文物保护修复和复制工作与旧时不同的是，所有文物在修复前都要做“体检”。通过先进的检测仪器对文物及相关样品进行分析检测，修复师根据“体检报告”再制定相应的保护修复方案。文物保护修复过程中，也会持续利用仪器检测，随时掌握文物的健康情况；保护修复完成的文物，我们也会提出保存或展览的建议，比如对展陈微环境的调控。随着“预防性保护”理念的不断延伸，只要有文物出库，我们就要对其进行安全性评估，并根据文物本体保存状况给出文物包装运输、展陈环境、展陈方式等方面的建议。

在文物保护修复工作中，先进的科学检测仪器是不可或缺的。2019年我们保护修复了馆藏文物——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的偶方彝，这件器物在上世纪70年代出土后，是经过修复才变成我们现在肉眼看到的器型完好的样子的。但由于早期修复缺少档案记录，仅凭肉眼我们无法确切知道这件器物经过了哪些修复处理。最终在多种仪器的综合检测下，我们才发现这件偶方彝是由多块碎片拼接而成，并经过了10处以上区域的补配，竟是如此“脆弱”。

对文物的细心呵护，其目的无疑是为了“人人共享”。科研也是文物修复的重点工作。在修复工作中，我们会开展文物保护修复的基础理论和应用技术研究，包括文物制作工艺、文物腐蚀原因分析、文物保护修复相关技术方法、材料等方面的研究，努力向公众阐释和展示更多关于文物的信息。中国国家博物馆作为金属文物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先后在山东、河北、甘肃、湖北分别成立了工作站，通过不断与博物馆、高校合作开展文物保护修复项目以及课题研究，为文物保护行业的整体发展贡献力量。

此外，我还参与了《文物修复师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及相关培训教材的编写工作，希望不断为文物保护工作的规范化、标准化、制度化发展添砖加瓦。

从历史文化中感受到自信与自豪

牛爱君（中国国家博物馆志愿者）

2002年的3月6日，我看到《北京晚报》上刊登了一则中国历史博物馆（2003年，中国历史博物馆与中国革命博物馆合并为中国国家博物馆）招募志愿者的信息，于是怀着对祖国历史文化的敬畏与对知识的渴望，勇敢地报了名。经过考核，我幸运地成为一名文博志愿者，不承想这一干就是20年。

我从事分析仪器相关工作，与文博并不沾边，在做志愿服务工作前，我对文博领域的了解其实十分有限。习近平总书记曾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我觉得作为中国人，学习与传承我们国家的历史文化是终身的责任。因此，成为国博志愿者、有机会得到文史专家的培训授课，极为难得，我倍感珍惜。

作为志愿者，我的主要工作是为观众提供讲解服务。对每一个展览的讲解，我们都要经过培训、试讲、考核后才能正式上岗服务。最早我们没有服务时间的要求，直到2011年，改扩建后的中国国家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我们的志愿者工作迎来了新的变化。志愿讲解服务开启了制度化发展的新时期，所有志愿者每年至少服务25次、40小时以上，我最高的纪录是1年服务100小时以上。疫情发生前，我们又开展了定时定岗讲解服务，在为公众提供更好服务的路上不断探索。

10年间，我们不仅在国博的展览中为公众服务，还走出博物馆，到打工子弟学校中为孩子们提供讲解服务，把我们学到的历史文化知识传递给青少年，也努力让他们感受文博的魅力，正像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宣传口号呼吁的：“文物保护人人有责，文明薪火代代相传。”我记得在面向打工子弟学校小学生举办的“小小志愿者”活动中，我们依托国博馆藏精品文物，为孩子们编写了历史文化故事和剧本，并为小志愿者们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培训、排演，受到孩子们的热烈欢迎。

志愿讲解员来自公众，我们从一无所知到能够为人们传递知识，这种转变正是对更多普通观众参与文博事业的最佳鼓励与号召。我们希望用自己的热情持续学习，持续为公众服务，不断拉近公众与博物馆的距离。

对我个人而言，20年的志愿者经历我有大量的时间接受博物馆氛围的熏陶，让我爱上了博物馆。看到一件件文物，我总会在心里感叹我们国家文化的源远流长，也不觉赞叹古人的智慧与创造，从历史文化中我感受到了作为中国人的自信与自豪。

（刘源隆  采访整理）

要永远保持对古籍的敬畏心和责任心

宋晶在修画

宋    晶（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员）

2015年，我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文物保护专业毕业后，就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文献修复组。刚到组里的年轻人都会先跟随前辈老师学习古籍操作的基本技术，一边旁观老师们的修复工作，进行模仿学习，一边通过独立完成一套样书的制作熟悉基本操作、掌握不同装帧形式的制作方法。这段时间的学习对于刚入行的年轻人来说是很重要的，不只是技术上的入门，更多还是在日常观察学习的潜移默化中了解这个行业的一些默认的规矩，比如说水杯不可以放在修复桌上，以防万一倾倒，污染书叶；再比如平时工作不穿高跟鞋，移动古籍的时候需要用压书板托在下面，这些都是为了保证在移动古籍位置的时候避免意外损伤。这些细节给当年刚入行的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修复师们的这些习惯都是出自对古籍的敬畏心和责任心，这些比修复技术更为重要。修复的目的是为了让古籍能够更好、更长久地传承下去，如果无法保持对古籍的责任感，就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修复师。

古籍修复工作是很枯燥的，对修复师的耐心是非常大的考验。不过修复工作也是很有挑战性和成就感的，有些破损非常严重的古籍，已经无法正常展开阅读，甚至碎成好多片或者粘在一起成了书砖，通过仔细的调查分析，制定详细的修复计划，经过耐心细致的整理修复，最终最大程度恢复书籍的原貌，让它能够更好地传承下去。

2017年至2018年，我有幸参与了“天禄琳琅”修复项目，这是我在国图参与的第一个大型修复项目。从严格意义上说，当时的我还只能算是修复新人，所以当初修复的时候，一直在看着组里前辈的修复来参考学习，同时每个修复步骤操作之前我都要找老师请教，确定是否合适，再三确认没问题之后才敢动手。这一册古籍的修复周期非常长，在修复的过程中我也学到了很多，不是指简单的操作技术，更多是面对不同的状况该怎么分析判断，在保护古籍的前提下选择最恰当的修复方式。

书画修复和古籍修复技术上存在很大差异，组长带着我们几个年轻人组成修复团队，一起学习，一起训练，一起定方案，一起完成修复。这段经历很好地培养了我的团队意识，让我在之后的工作中受益匪浅。

古籍的装帧形式有很多种，除了常见的线装等之外，像舆图、金石拓片等是以经折、册页、立轴等形式来装帧保存的。而书画修复工作的经验积累也为掌握这类藏品的修复技术打下了基础。在今年启动的一批馆藏珍贵古籍修复项目中，我主要负责的就是部分经折装舆图和裱轴拓片的修复工作。以其中的2张克鼎拓片为例，原件破损严重，画心完全断裂，大面积缺失，有严重污渍，局部纸张絮化。经过这些年的经验积累，我已经可以独立完成对藏品情况的分析判断、实验检测，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修复方案，并最终完成修复工作。

2019年1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天津考察时指出：“要爱惜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古籍修复不只是对文物藏品的修复，其技艺自身也是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在国图的这些年，见证了古籍修复技艺得到传承的同时，人们还会结合其他学科知识努力实现创新发展。除了传统的修复技艺学习训练之外，我们还进行了很多新的尝试，比如很多古籍所用的材料目前已经没办法在市场上直接购买了，以前可能只能通过老师们的经验判断，寻找相似度最高的材料来进行修复，但现在我们可以引入一些科学分析手段，分析纸张的纤维成分、丝织品的结构数据，再根据检测结果来进行仿制，就可以定制出最为接近原件的修复材料。我们最近在修复的敦煌遗书和永乐大典都是用上述方法来实现材料定制的。定制出材料之后，再根据相关检测结果和文献资料记载，判断当时使用的染料，模拟染色，并进行材料老化，这样处理之后的材料无论从材质、颜色还是老化程度上都会与原件最大限度贴近，既可以保证修复效果，又因为相似的材料和老化程度，在之后的传承中也可以保证原件与修复处相对同步的老化进程，不会随时间加重差异，保证修复效果的可持续性。

2022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活动主题为“连接现代生活  绽放迷人光彩”，作为一名修复师，我深刻地感受到近些年国家对古籍修复越来越重视，相关的拍摄和宣传越来越多，这也让古籍修复进入到更多人的视野，走进人们的现代生活。唤醒更多人的古籍保护意识，也能让更多人了解到怎么做会对古籍造成伤害，怎样保存会达到更好的保护效果。古籍修复技艺是我国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其活态传承的过程中，我们并没有局限于对前辈技艺简单的学习和继承，而是充分发挥年轻多学科背景的优势，将更多的知识技术引到这一领域，在原有的基础上开拓视野，不断尝试创新创造，激发出新的活力。

（程  佳    采访整理）

在研究中见证古籍修复的价值和变迁

刘    蔷（清华大学科学技术史暨古文献研究所研究员）

我是清华大学科学技术史暨古文献研究所研究员，是一位古籍版本研究专家，出于研究工作需要，我经常会去中国国家图书馆浏览馆藏书籍。自2009年起，由我着手进行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海内外现存清宫天禄琳琅书的调查与研究”，让我有机会深入了解中国国家图书馆中的“天禄琳琅”藏书，在对馆藏清宫“天禄琳琅”书修复的过程中，我也走近了国图中从事古籍修复的工作者。

“天禄琳琅”是清代乾隆年间将皇宫各处藏书中宋、金、元、明版旧书进行择选，掇其菁华置于昭仁殿而成的重要藏书。虽贵为宫廷善本专藏，但从建立直至20世纪50年代，几经坎坷，磨难频生。其间，火、盗、兵、蠹，致使前编书尽毁，后编藏书也有损佚，664部中已有近40部不见影踪，存世的600余部主要存藏于大陆和我国台湾地区。我的学术工作就是从事古籍版本学和目录学方面的研究，要确立《天禄琳琅书目》在版本学和目录学史上的学术地位，我课题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把存世的664部“天禄琳琅”书找到。

在长达10年的调查中，我不断进出国图查阅古籍馆藏，确认了国图是典藏“天禄琳琅”书在台北故宫之外的第二大收藏单位。国图所藏的“天禄琳琅”书的特点，一是宋元版书的比例高；二是书籍残缺的数量多，每一部书背后都有一个辗转曲折的流传故事。我的深入研究也推动着国图对馆藏“天禄琳琅”修复项目的启动。2013年6月，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完成了“天禄琳琅”未编书的编目，并对其进行了破损情况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这批书籍中10%属于一级破损，急需抢救性修复，中国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以此为契机，计划开展“天禄琳琅”修复项目，用若干年时间完成对这批珍贵古籍的修复，随后，邀请古籍修复领域有关专家对“天禄琳琅”修复方案和工作计划进行论证。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经费的支持下，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宫“天禄琳琅”修复项目正式启动，由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资深修复师朱振彬担任首席专家。经过8年多的努力，项目涉及的破损古籍全部修复完成，并取得了一系列科研成果。

多达300多册重度残损的古籍需要修复，工作量之大可见一斑。我曾主持清华大学图书馆藏“焚余书”（特指抗战时期曾经战火而幸存的一批古籍）的整理和修复，因此对古籍修复所涉及的工作、技法都有所了解。古籍修补是一门复杂精深的传统工艺，一部书的修补需要很多道工序，如揭页、去污、去霉、洗净、整补虫蛀鼠噬痕迹、补齐烧焦缺损书页、溜口、装帧成册等。同时，修补者还需要细致耐心以及不厌其烦的工作精神。最重要的是，这些古籍所具备的文物价值，令它们保留着特定时代的美，修复古书不仅是保持和延续古书原有的文物价值，还要延续、不能破坏这种美。“不遇良工，宁存故物。”可见古籍修复对参加修补工作人员的要求之高，同时，他们需要付出的努力也可想而知。

整理、修复古籍需要付出很多心血。明代周嘉胄在《装潢志》中提到 “补天之手，贯虱之睛，灵慧虚和，心细如发”，便是描述古籍修复师应具备的本领。一位合格的修复师，不仅需要高超的修复技术，还要集古籍版本知识、保护知识、文史知识、艺术审美于一身，并且能坐得住冷板凳、耐得住寂寞，可谓是一种修心之旅。在工作中我接触、熟识的朱振彬，眼见他20年来悉心完成国图古籍修复工作，头发从乌黑变成花白。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4月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加强古籍典藏的保护修复和综合利用，深入挖掘古籍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今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同样承接着这一指示精神，在进一步增强文化认同、坚定文化自信、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营造良好氛围。站在古籍保护、修复的角度，我认为，如今古籍修复工作得到了国家层面的重视，修复人才也在迅速成长。以“天禄琳琅”修复项目为代表的契机和平台，让修复人才在实战中得到锻炼。

结合10年来古籍保护和修复的发展历程，我心生感慨：通过“天禄琳琅”书200余年聚散和当今被重视、被修复的经历，可以看到书运的通厄，反映的是文运的盛衰，又折射出国运的兴败。

（于  帆    采访整理）

我是“长城老郭”

郭中兴（右一）和施工方现场讨论长城修缮方案

郭中兴（2016年全国旅游系统先进工作者、河北承德滦平县金山岭长城文物管理处主任）

1998年，我到河北省承德的金山岭长城工作，一干就是24年。作为一名长城守护者，我见证了金山岭长城近些年的变化，尤其是近10年来，随着国家对长城保护的更加重视和支持，金山岭长城在人防、技防等方面有了很大突破，不少新技术、新设备也综合运用到日常保护中，金山岭长城开放的4000米精华段已全部完成修缮。如今，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让我倍感兴奋和激动，长城将迎来新的旅程。

每天巡查长城就是我们长城守护者的工作，没有多少轰轰烈烈的事，保护长城都在日常的点点滴滴中。之前，对于长城上生长植被的处理方法，社会各界一直都有争论。为了摸索行之有效的保护方法，我们在巡查中留心观察，尤其在下雨天，我们会对原始段落的长城马道进行雨水监测，这需要身披雨衣站在雨中数小时。这样日积累月的经验让我们发现，直径大于2厘米的灌木对城墙有潜在危害，需要及时处理，普通的灌木和野草已经和长城形成一个整体，拔掉反而会使土层受雨水冲刷，加剧对长城本体的侵害。

金山岭长城的雪景特别漂亮。因为雪景，不少专门来这里摄影的游客曾经和我们发生过一些小矛盾。下雪后，要及时扫除修缮后的金山岭长城精华段上的积雪，否则长城马道砖就会冻融，反复“化雪、冷冻、再化雪、再冷冻”，这个过程中马道砖就会被一层层“扒皮”，变得越来越不结实，进而影响墙体安全。我自己也爱好摄影，特别能理解游客不愿意看到我们清除积雪的心情，但是如果长城本体一直受损，这样的美景还能常在吗？

为更好地保护金山岭长城，2016年，我们推行了长城安全保护网格化管理制度，将每个长城保护员的日常工作明细化、系统化。全面开展金山岭长城监测工作，陆续制定完善长城“本体监测”、景区“环境监测”、 机构“管理监测”、 旅游“市场监测”四位一体的监测工作机制，使“长城保护员”成为“长城监测员”。同时，2014年至2022年，我主持完成了金山岭长城东五眼楼至六眼楼沿线2000余米墙体和16座敌楼保护修缮工程，以及金山岭长城国家文化公园重点工程“金山岭长城保护展示工程“和”涝洼五道梁长城抢险加固工程”。

每天走在长城上，见得最多的就是游客。这些年，游客的整体素质变得越来越高，长城刻字的行为虽比之前少了很多，但有时也会发生。2020年，有一对小情侣在将军楼段宇墙上刻下了自己的名字，长城保护员发现后立即上报，但当事人已经离开长城。我们报警后，公安机关立即启动调查，最终对当事人进行了行政拘留10日和罚款500元的处理，并在媒体进行曝光。这件事让游客了解了金山岭长城对破坏行为零容忍的处理态度，也鞭策我们要做好长城保护宣传工作，提升民众保护长城的意识。2022年，我注册了抖音直播号“长城老郭”，工作之余线上带领广大网友深入了解长城历史文化、普及长城知识、传播长城保护理念、宣传长城保护法规。

2021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到承德考察，对承德文物保护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寄予殷切期望。“万里长城，金山独秀”，金山岭长城是万里长城的精华地段，也是保护最好的明代长城段线之一。我为自己是长城守护者而深感自豪，我会像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守护好金山岭长城。希望金山岭长城更好地融入人民群众的生活，成为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载体。

长城保护员深深感动着我

张女士（北京游客，网名毛毛）

我是一位摄影爱好者，同时也是一个长城迷。十几年来，我差不多走遍了周边的长城，但让我最钟情的还是河北承德的金山岭长城。2009年，京承高速没通车，为了拍摄金山岭长城的壮美，我要开车四五个小时，交通非常不便，但对于摄影人来说，一切辛苦都是值得的。

金山岭长城的美很难用言语来形容，真是“移步易景”，四季风光如诗如画。金山岭长城是成就摄影人的地方，在这里，游客用手机都能拍出大片，不愧为徒步爱好者的乐园、摄影人的天堂。

与其他地方的长城相比，金山岭长城太独特了，尤其敌楼密集。在这里可观赏到67座形态各异的敌楼，有方形楼、圆形楼、扁形楼、拐角楼；有平顶的、船篷的、穹顶的、四角钻天和八角藻井顶的；有砖木结构的、砖石结构的；有单层的、双层的。这么多年去了多少次金山岭长城，我自己也记不清了。我发现，经过几次修缮的金山岭长城保留了历史的沧桑感和厚重感，长城文物和文化遗产及周边自然生态也保护得越来越好，新建了游客中心、上线了电子导览系统……总之，文物更安全、游客更方便。前几年，北京到金山岭的大巴车开通了，这对北京游客非常友好。

在金山岭长城，除了游客，我见过最多的就是长城保护员，去的次数多了，和不少保护员也熟络了起来，有时候也会专门拍摄他们。有一位50多岁的保护员由于长时间的野外工作，沧桑满脸有如油画一般，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有一年冬天，河北承德下起了大雪，因痴迷雪中长城，便风雪中勇登而上，结果看到长城保护员腿裹人造革、身着棉服，在长城上巡查、除雪。冬天的长城上风很烈，白天温度也在零下十几摄氏度，几乎没有避风的地方。中午，他们找一个相对避风的角落，吃早上带上来的午饭——景区专门为他们配备的保温盒饭。虽然他们的工作非常辛苦，但他们对长城的情感最质朴，这深深感动着我。

游览金山岭长城的外国人比较多，我认识的长城保护员林队长还能进行简单的英语交流。面对游客的不同需求，长城保护员会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我有一次在长城上走了十几个小时，中途还跟长城保护员借水喝。因为喜欢金山岭长城，所以每次都是景区临近闭门的时候我才恋恋不舍地离开。那时候，经常能看到长城保护员把巡查长城过程中收集的垃圾抬下山，这份工作很辛苦，他们很伟大。

金山岭长城每年都会举办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这些年来，我参与了金山岭长城杏花节、金山岭长城马拉松、“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等活动，这些活动不仅展示了长城的魅力，也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火”了起来。我希望以后能多多举办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带动长城旅游的同时，也让更多人了解长城文化，加入保护长城的队伍。

（范海刚 李秋云  采访整理）

最难忘“超级国宝”绿松石龙形器的出土

赵静玉（左）在清理绿松石龙形器

赵静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高级技师）

我于2000年加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在二里头遗址亲身经历了家乡的巨大变化，考古工作也从以前的冷门、小众，发展到今天的备受关注，二里头遗址所在的几个村也从默默无闻的偏僻地区化身为国家重大文化建设项目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和遗址公园，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参观。

二里头考古给附近的村民提供了大量工作岗位，我也是受益人之一。从洛阳市偃师区四角楼村的普通农民变成中央考古单位聘用的考古技师，按月领工资、交社保，生活有了保障，受人尊重，我很骄傲。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刚开始，我并不知道考古是什么，以为干考古每天在地里挖来挖去会很枯燥，后来才发现考古非常有趣。风吹日晒，苦是苦点儿，累是累点儿，但在发掘过程中，我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有什么惊喜，就像拆盲盒一样令人充满期待。

最令我难忘的是“超级国宝”绿松石龙形器的出土过程。2002年4月，我们在二里头遗址第Ⅴ工作区发现了3号墓葬。由于短时间内无法清理完，我们决定对墓葬进行昼夜守护。大家都很兴奋，女生也不甘示弱，强烈要求加入守护的行列。条件有限，我们开上单位的吉普车，并从村里借了一只大狼狗，隔一会用车灯扫一下墓穴。那是我第一次晚上在野外值班，一切都很新奇，四月天里麦苗正旺，散发出幽幽的清香，天上星星闪闪烁烁，大家兴致都很高，工作之余说说笑笑，数着星星还挺浪漫。可到后半夜，困意来袭，再加上昼夜温差大，我们的兴奋劲儿减去了大半，但也不能放松警惕，于是，大家待在车里保暖，时刻注意着路上的行人和车辆，并轮流下车巡视。

此后，白天发掘，晚上守护，经过多天紧张有序的清理，我们最终将3号墓葬的一部分整体起取，运到北京考古所科技中心做更细致的清理。这就是后来被誉为“超级国宝”绿松石龙形器的发现过程。

在后来的发掘中，我们陆续发现了已知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路网络，最早的宫城城墙、宫殿建筑群，最早的双轮车辙，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最早的官营作坊区等，有幸参与这些改写中国历史的重大发现的发掘过程，我感到很骄傲。

最近10年，二里头考古从单纯的田野发掘走向了多学科合作发掘和研究，植物考古、动物考古、环境考古等都加入其中，扩大了考古学提取古代遗存的信息范围，为中国王朝国家的起源历史提供了大量实物证据。一些先进的设备和软件也大量运用到田野发掘和后期整理中，比如全站仪的加入让我们可以更准确地定位所要发掘的位置。AI、PS、GIS等制图软件不仅把我们从纯手工的记录和绘图中解放出来，而且可以更全面、更生动、更详细地将图文资料保存下来。

在这10年里，我的生活和思想也有了很大的改变。在工作中，我接触到的都是学识渊博的老师，他们平易近人、认真负责，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专业知识和对待工作的态度。我以前主要从事专业发掘、研究、整理工作，这10年接待普通民众参观的工作也越来越多。他们都怀着对二里头的浓厚兴趣与喜爱慕名而来，听到我们的介绍之后满意而归。我接待各级媒体采访的工作也越来越多，他们认真采访、精心制作的作品播出后很受欢迎，二里头的文化内涵、价值被越来越广泛地传播。

我越来越喜欢这份工作，希望以后二里头遗址的每一次重大发现我都能亲自见证。

做好二里头遗址的代言人

孙     颂（河南洛阳市首批博物馆讲解志愿者、洛阳市统计局干部）

2012年3月，我光荣地成为洛阳市首批博物馆志愿讲解员，成为了洛阳深厚历史、灿烂文明的代言人之一，为游客观众讲解“最早的中国”——二里头遗址。作为一名有着10年工作经历的讲解员，我深切感受到近年来我国重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工作所带来的巨大变化。

这10年，我对二里头的文物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对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内涵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文化自信越来越有感触。最初我是从书本和洛阳博物馆馆藏的几件文物中了解到二里头，但是书上所记载的众多考古发现、复杂的都城规划等看不到、摸不着。随着国家对文明探源、历史研究和博物馆建设越来越重视，2017年，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奠基开建了，2019年，博物馆和考古遗址公园建成开放了，遥远而神秘的二里头遗址也越来越清晰地展示在大家面前。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展柜中丰富多样的陶器、骨器、石器等讲述着当时二里头人口的众多、劳动的复杂；精美的玉器、绿松石器、青铜器、海贝等展示着这个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对不同地区物质资源的掌控和占有，对多元文化的汇聚和重构，以及多种先进技艺的聚集；考古遗址公园原址复原的祭祀区、宫殿区、官营作坊区等向世人诠释着“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探索夏商王朝的关键性遗址”。

借助科技力量让文物更加生动，让历史更加直观。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数字展厅最受观众欢迎，科技让博物馆参观变得轻松易懂。在那里，观众可以参与3800年前的二里头人的祭祀大礼、到作坊中和古人一起琢磨绿松石、观摩青铜器的铸造过程，还能感受夏代的小雨，夏王朝日常就在眼前。

这10年，我看到最大的变化是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二里头、想了解二里头。前几年，我经常听到“二里头是啥”这样的问句，这几年可不一样，常常有人问我：“二里头博物馆如何预约参观？”“想请您给我们讲讲二里头博物馆。”现在，去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参观已经成了洛阳人的时尚，知道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的重要性已经成为洛阳人的自豪。这当然要感谢广大二里头遗址考古工作者的辛勤付出。

让文物融入生活，展现时代风采。讲解员是陈列在展柜中的文物和静穆在大地上的遗址的代言人，讲解员是博物馆和公众之间、专家学者和公众之间的沟通桥梁和联结纽带，讲好中国故事，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张莹莹 采访整理）

承非遗技艺 端起非遗饭碗

马文侠在研发麦秸剪贴新产品

马文侠（黑龙江哈尔滨市工艺美术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麦秸剪贴技艺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

为了能带着大家伙儿吃穿不愁，还能推动非遗传承，哈尔滨市工艺美术有限责任公司几年前创建了麦秸剪贴技艺传承工坊，接收愿意学、有兴趣的人，包括下岗女工、残障人士、家庭妇女等，零门槛无任何费用，做出的优秀作品公司回收。有一位农村进城务工妇女业余时间通过潜心学习很快掌握了这一技能，不但有了收入，还发动本村的10多位妇女走进工坊学习。

多年来，工坊始终把公益放到首位，举办了多期免费培训班，鼓励群众来到工坊学习麦秸剪贴技艺，并加入到生产、营销队伍中。我的想法是“发展才是最好的传承”，为此，我近年来加大了非遗工坊建设力度，在人员培训、市场经营、产品创新等方面下功夫。2018年，国家及省里、市里共扶持工坊600多万元，对哈尔滨市工艺美术有限责任公司进行了综合改造，建成了包括麦秸技艺综合展区、企业文化展区、销售展区、文化宣传大厅、休闲书吧、大师工作室等十五大展区3000多平方米的麦秸剪贴技艺传承工坊。我干劲更足了。我要带领更多人发家致富，我和员工大力研发新产品、走南闯北跑市场。随着订单不断增加、员工收入不断提升，更多人来到工坊学习非遗技能、体验非遗魅力，端起了非遗饭碗。

我作为麦秸画项目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肩负传承发展使命；作为公司董事长，我和团队开发新产品、跑市场寻订单，保障各位传承人和员工的基本利益。

近年来，国家越来越重视老手艺，特别是近10年来，加大了对非遗项目的保护力度，国家级、省级传承人每年都有生活补助，而且在非遗项目建设上有政策和资金扶持。我领着传承人及员工向老艺人学习的同时，不断推陈出新，发明了麦秸染色工艺，突破了麦秸工艺只靠原色体现的桎梏，赋予了麦秸更为丰富的表现内容。

我知道，只有让青少年了解非遗、走近非遗、爱上非遗才能够推动非遗技艺永续传承。为此，我和传承人及员工走进哈尔滨商业大学、黑龙江外国语学院等高校及哈尔滨市虹桥小学等中小学开设麦秸剪贴技艺传承课，使得很多青少年喜欢上了麦秸剪贴技艺；与哈尔滨市南岗区文化馆合作，开展了社区居民体验活动，上百名社区居民学习麦秸画制作的全过程，几天下来，基本能独立完成简单的麦秸画制作程序，丰富了他们的业余文化生活。

如今，非遗传承的氛围越来越浓了、传承环境越来越好了，非遗人也越来越受社会尊重了。我虽然已经70岁了，但我深爱麦秸剪贴技艺，只要活着我就要把它传承下去。

初心在方寸  咫尺在匠心

李宝霞（黑龙江哈尔滨市工艺美术有限责任公司员工）

我特别喜欢看游客进入公司展厅后被精美麦秸画作品所感染的画面，我的心里装满了骄傲，因为这些作品都是我和伙伴们奋斗的结果。

我22年前走进哈尔滨市工艺美术有限责任公司，跟着马文侠老师学习麦秸剪贴技艺。马老师从选料开始，手把手教我做麦秸画。3年学徒期间，马老师不但教会了我平贴、半浮雕、圆雕等麦秸剪贴技艺，还教了我麦秸瓤做花、手撕尾翎和麦秸皮抢毛等几近失传的几项麦秸剪贴技艺。

我最喜欢马老师的麦秸剪纸技艺传承工坊，那么多人走进来后，生活发生了改变、命运发生了改变，我决心做像马老师那样的人，为父老乡亲多做一些有益的事。

虽然说哈尔滨的麦秸画产品质量非常有保障，但酒香也怕巷子深。为了多拿订单，我在参加各种展会的同时，还在线上推出及设立代销点。我知道，只有订单多了，才能吸引更多的人走进工坊，才能让更多的人改善生活。

学会麦秸粘贴技艺后，我把心思全部用在了创作麦秸画作品、麦秸粘贴技艺传承、麦秸画销售上，整天忙得不可开交。公司几乎所有的大型设计我都参与，我还经常带着作品参加深圳文博会、武汉文旅博览会、黑龙江省文博会等各大展会，让更多的人了解麦秸画，让更多的人了解麦秸粘贴技艺。

特别是协助马老师开展非遗进校园，面对青少年特别是孩子，我把半成品做好后，再对孩子们讲授简单的制作程序，不一会孩子们就能够制作花朵、小草、树叶等简单的麦秸画，这样容易激发他们的兴趣。然后再从选、泡、煮、蒸、熏、染、刮、剪、编、雕、粘贴等十多道手工制作工序教起，这样孩子们就不会厌倦。

2018年，在马老师的重托下，我承担了麦秸剪贴技艺传承基地项目的主要负责人工作，100多天吃住在工地，与施工人员一起起五更熬半夜，当年完成施工，一个全新的旅游新景呈现在游客面前。很多游客面对集创意、生产、展销等多功能为一体的基地纷纷竖起大拇指。

近些年来，我在传承麦秸剪贴技艺上加大了力度。为了让学员记牢麦秸画的制作方法，我把每幅麦秸画作品的背景及来龙去脉解释清楚，通过麦秸画背后的故事提升他们的创作热情。除了平时带学员外，在研发新产品上我也使尽浑身解数。为了能够创作出具有生活气息的作品，我经常走进自然、乡镇村屯、社区广场，挖掘新资源、发现新灵感。

国家对非遗的扶持力度越来越大，国家级、省级、市级等各级展销会、交流会、非遗节、文博会每年举办，还搭建出国展销的平台，使得我们非遗项目的传播力不断增大，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张建友  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