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后美术馆探索业界有话说

北京时代美术馆“在屏幕上种树”展览现场

随着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蔓延，世界各地的美术馆纷纷将视野调转至在线方式，虚拟展览、网络直播、社交媒体互动……往日的补足性传播方案在此刻成为最重要的手段，进一步加速了传统美术馆与互联网和媒体技术的深度融合，也由此带来了对美术馆全新形态的讨论。近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邀请艺术行业工作者、学者，从各地美术馆对此次疫情的反应出发，围绕美术馆职能、媒体传播、网络艺术等各方面展开讨论。

01 “数字化”的范式转移

杨静

（独立策展人、艺术评论写作者）

“数字博物馆”“数字美术馆”或博物馆、美术馆的“数字化”这些概念和说法虽然一直在用，但内涵和外延在近20年来经历了范式性的转移：“数字性”从当年的数据库、网站延伸到在线展览、社交媒体以及其他再现、研究和沟通的科技层面。数字技术已从初时的协助工具发展成复杂的生态系统，从作品、艺术家、展览到馆藏、研究、修复等各个工作节点都长出复杂的枝叶。

另一方面，博物馆、美术馆远比之前多样化、商业化、品牌化，机构的商业模式、内部管理也发生了极大转变。美学哲学家希尔德·S.海因在《转型中的美术馆》中写道：美术馆、博物馆的定义已无法准确覆盖现实中这些机构的功能和类别，人们不但怀疑这些概念无法表述美术馆到底是什么，也无法厘清现实中什么可以或不可以算是美术馆——观众在美术馆看到的展览，在商场里也能看到，甚至有时在动物园里也能。而社交媒体后来者居上后，美术馆又多了一重竞争者——以文化艺术及娱乐信息作为内容运营的社交媒体网络。

蓬皮杜艺术中心于4月发布的首款电子游戏   《Prisme7》界面截图

目前国内大部分美术馆都已开设社交媒体账号。对美术馆而言，一个微信公众号、一次抖音直播只是整个机构最前端一环，可输出展讯、展品内容、评论文章和相关多媒体衍生品。但同样可以做到这一切的还有自媒体及转型后的传统媒体，它们也许在艺术行业的履历内容并不深厚，但运营社交网络却有更多经验。同时，得益于文化艺术娱乐作品版权管控的监管难度以及数字高地的流量加持，社交媒体账号在艺术内容传播上，不必承担制作、梳理和呈现内容的重担。

博物馆人类学家海迪·盖斯马曾于2012年梳理数字化博物馆的研究文献，那时大部分学者和从业人员都认为数字化可以实现艺术作品传播的民主化，降低场馆运营成本，挣脱空间和时间的束缚，重新建立与参观者和社群的联系。值得注意的是，范例分析大多是大型博物馆与美术馆，比如大都会博物馆、泰特当代等。中小型机构这方面的尝试并不顺利。

海迪·盖斯马建议，将美术馆置放在不断变化的复杂关系网络中审视，譬如网络科技、软硬件科技、复合媒体平台、文娱系统，同时也解构美术馆本身的功能、人员乃至整个系统。如果说2004年数字美术馆在中国刚刚起步，从业者还分散在馆藏管理系统、美术馆网站主页这些数字方块之中，到2020年线上成为生活重心时，数字美术馆早已深陷文化、资本、政治、舆论等线上已有并在不断变化的数字矩阵之中，无法再自成一体拿来讨论。

02 利用线上平台优化教育资源配置

吴佩悦

（艺术评论及文化新闻写作者）

当纽约沦为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心，关闭了展览空间的纽约多家美术馆网站的视觉中心都从实体展览的宣传，逐渐转移到了藏品数据库和美术馆历年整合的艺术史学习资料上。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就将一款在2018年就开始更新的线上杂志推到了主页上最为显眼的位置。比起专业的艺术媒体，这一款由美术馆内部发行的博客性质的在线杂志，其实是非常难得的美术馆入门教材。

MoMA的线上杂志

其中一个实例是MoMA由线上杂志发布的一篇视听互动的文章，题为“制服之外”。MoMA请了几位在美术馆工作的保安来讲述他们最喜欢的一幅画背后的故事。MoMA不仅为站在作品前的他们拍摄了肖像，还请专业的文字工作者将他们所讲述故事的音频整理成了书面文字。这一活动不仅调动了美术馆基层员工对艺术的热情，还借由他们的独特视角和质朴的语言生成了一种更切近大众的表达方式。这种以活动思路生成的文本发布在网上，不仅可以使本来没有时间来美术馆参加公教活动的人群在线体验到与公教活动相似的互动性，也可以激活线上杂志里其他单纯以写作思路生产的学习资料，培养观众主动使用这些学习资源的兴趣和习惯，从而起到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作用。

在过去实体的公教活动里，人与人互动的过程中其实产生了大量精妙的艺术表达。这些“妙语”更多时候是被参与者当作模糊的美学经验，而未被转化、沉淀成为可以被留存更久的文字档案。美术馆的公共教育部门或许可以利用实体公教活动暂停的空档，回顾过往活动的影像资料，把之前即兴的现场互动转化成更严肃的文献形式。这既是对艺术教育工作者所使用、创造的这套语言的不可替代性的认可，同时也可以推动这一岗位专业性的发展。

在整个美术馆行业因疫情而面临着财务困难的情况下，艺术教育工作者应该避免把自我定位成工具箱中某个精准的配件。公共教育作为艺术传播、普及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也最有潜力为美术馆赢得来自更多行业的认可和资助，以帮助美术馆缓解财政危机的窘境。针对社交隔离和艺术行业资金缩紧的现状，如果艺术教育工作者试着参考在社会其他领域已经得到广泛应用的大众传播和社交营销，将自己这一套极具创意、思辨力和感染力的语言能力，应用到艺术话语空间之外的地方，或许可以赋予公共教育以商业价值，进而扩展美术馆的生存空间。

03 网络社会背景下的文化断层

李航

（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博士）

如果乐观一些来看近期的实践，从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CCA）的“UCCA × 快手‘园音’线上音乐会：良乐”到新时线艺术中心（CAC）与国际多个艺术机构合作呈现的线上展览“We=Link”两个实例来看，国内的艺术机构也许有能力和意愿在病毒全球肆虐的当下对网络、社会与国际境况以及机构自身的能力界限做出正确的认识，并且做出有针对性的回应。

新美术馆“We=Link十个小品”展览

UCCA和CAC的实践在新冠时期将情境化的、有社会使命的艺术创作带入网络环境，可以说是一种带有数字网络意识的尝试。而更为重要的或许是这些机构意识到了传统美术馆面对网络社会时，自身组织形态的冗余和既有运作方式的失效。毕竟面对网络社会，留恋于现代主义运作方式的美术馆已逐渐成为历史遗产，从真正意义上的当代文化价值生产阵地中撤出。而在网络社会文化中，网民们实则构成了当代文化生产、参与和传播的主力。当代艺术工作者们面对网络文化已经趋近于“文化他者”。如“良乐”的策划人尤洋就指出：“我们的体制让行业中的院校、策展人与美术馆拥有一种掌握当代文化的幻觉。实际上，今天的文化已经形成了一系列平行的世界。而我们作为艺术行业的从业者并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掌握一些新的文化。所以美术馆在相应文化资源转换方面做得有所欠缺。这种文化资源转化的不适应造成了今天艺术行业的一些困境。比起经济上的困难，我们真正的问题其实是对文化的认识不足，和对文化资源的转换不准确。我们在这个时代不是有‘文化’的人。那么美术馆如何发挥平台作用，吸引懂‘文化’的人一起合作来进行文化实践，就变得尤为重要。”

艺术机构面对自己在网络社会背景下的文化理解障碍，摒弃对网络的傲慢与偏见也许的确是第一步。然而这种对跨行业合作的普遍化与合法化是否会将当代艺术机构定格成为科技公司合伙人，此刻下结论或许为时过早。可以肯定的是，专注于网络真实情境的艺术项目可以帮助艺术机构尝试摆脱常规，理解网络社会现实，并在复杂多重的当代社会文化中寻找新的定位与表达途径。在这些尝试之中，我们或许可以看到更多机构带领当代艺术超越对消费、服务、资本和经济的关注，在不回避网络的社会现实中重塑能够驱动艺术发生的共同体和公共地带，并以此将今天已经趋近边缘的、对社会文化与政治的探讨重新引入当代艺术生态之中。

04 直播并非单纯的艺术线上化

钟山雨

（艺术评论写作者）

疫情之下， 许多美术馆和博物馆纷纷参与到直播平台打造的“艺术季”中，选择在直播中进行导览或对谈，以使直播承载线上公共教育的功能。在淘宝直播从2月底开始推出的“云春游”系列中，国家博物馆与一众知名省级博物馆一概采用了“场馆导览——推广文创衍生品”的模式，其结果是用户疲于观看同质化的内容，从反馈数字上看远不如西安碑林博物馆完全脱离博物馆实景的脱口秀式直播取得的效果。由于新的用户定位和诉求尚不明朗，美术馆的用户下沉尝试显得目标模糊，常常是在模仿和想象中调整输出内容。

腾讯团队开发的微信小程序“云游敦煌”

在各机构用户下沉的线上实践中，也萌生出了许多现象。其中之一是“艺术”一词的泛化。在Google Arts & Culture网站上，伦勃朗的绘画、精美食物的介绍与流行时尚知识普及并置，成为易于消化的碎片知识，在互联网经济的推动下，艺术以疗愈手段和娱乐消遣的姿态走近公众。此外，直播放大了文化艺术界现象级人物的明星效应，无论是坂本龙一在快手上的演奏，还是Instagram上的戈达尔采访，都引发了类似追星的文化界热潮。然而这些现象是否对用户下沉起着变革性的作用？美术馆的受众变化，看似是从走入场馆的“参观者”变为偶然被宣传或互联网算法吸引进来的“用户”，从主动到被动的转化，但实际上网络并非一个扁平空间，而是部落化的碎片空间，用户在其中选择自己想要摄取的内容。于是，一方面闭馆的美术馆失去了本地社群的关注，另一方面，大多数线上用户尚未准备好接纳这种公共教育的尝试，这恐将进一步在观众间制造圈子和区隔。

此外，在引流用户和线上宣传的背后，是疫情作为突发事件，忽然将美术馆的线上经费置于紧急状态。于是，此前美术馆在社交媒体上积累的用户基数和机构形象成为关键。虽然社交媒体平台表面上不需要机构像开发数字展厅那般投入大量经费，但媒体矩阵的搭建和策略化经营，始终关联着美术馆（以及任何文化机构）的长期资金投入，而是否能利用文化明星效应，即便只是短期推动媒体形象，也取决于机构在体系中的话语权。当大型美术馆可以推出免费线上艺术课程，从容实现从线下场馆到虚拟展览的过渡，预算有限、仍在蹒跚学步的美术馆更加失去了关注。显然，线上化和直播平台并没有推进平等，而是使文化市场有进一步分化的可能。

如何利用新的平台，使其不仅仅是以往传统美术馆的临时替代，而是延伸出变革性的崭新功能，这些功能在实体经济恢复的将来，仍能保持独立性，是当下值得思考的问题。

来源：中国文化报2020年6月7日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