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围绕创新的市场体系建设

任  颋

创新的要义是什么？“创”与“新”的组合从字面上可以直接解读为“创造新事物”。但是从“创造新事物”的角度，“创造”“发明”，都是同义语。那么创新的差异性特征是什么？答案是，创新的要义在于面向需求创造可交易的价值，并且通过市场机制予以实现。

早在一百多年前，近代创新理论的开创者、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就给创新下了一个定义，即“创新就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这一理念在今天被广泛认可和接纳。因此，有别于“创造”和“发明”的“创新”，对应的是生产或资源要素的“重新组合”（re-combination）。对此，创立整合营销传播理论的美国著名营销学家唐·舒尔茨教授曾经以苹果手机为例，给出了一个有趣的注解：苹果手机开智能手机的先河，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产品，是一个伟大的创新，但是智能手机的三大应用——电话、视频、照相机——都不是苹果发明的；苹果是将这三大应用“重新组合”在一起，产生全新的集成应用，这就是创新。因此，回到熊彼特的定义，创新就是把一种过去没有采用过的对生产要素的开发使用方式进行“重新组合”，使之迭代到既有的生产和市场体系中去，进而满足需求甚至创造全新的需求。

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的认知基础上，那么驱动创新得以有效实现的核心力量不言而喻将来自于完善的市场机制，因为不管是资源要素的有效开发利用，还是生产的高效能组织，进而在面向需求环节的有效流通和匹配，都要通过完善的市场机制来实现。在这个理解基础之上，《创新市场论》抓住了创新的要义关键，从稀缺资源配置的角度切入对创新的认知，将市场制度、价格机制定位为实现创新价值的路径和保障，进而将创新市场定义为“配置科技创新资源要素交易的场域或空间”，围绕有效激发创新的市场体系的构建和完善，展开系统的分析，提出独到的见解，从理论逻辑上确立了“创新市场”这一基本概念。

作为一个有效的市场，核心是对关键资源要素的有效配置。围绕创新的要素最突出的是人才，其次是资金，再次是空间载体，这些基础的要素必须在有效的体制机制下运转，达到最优的创新产出。人才，要建立起培养、选拔、适配、评价、激励等一系列机制，其中的关键是给予充分的面向科技前沿自由探索的宽广空间，体制机制上予以试错包容。资金，要结合政府和社会支持前沿创新的力量，以政府资金重点支持源头性基础性创新，以企业和社会的资金重点支持应用型创新。空间载体最为突出的是基础研究平台、成果转化平台以及大规模普及应用平台，分别实现从0到1、从1到10、再从10到N的梯次跃升，最终进入需求终端市场的流通，实现创新的价值。《创新市场论》针对基础研究创新市场、应用研究创新市场、试验发展创新市场等重要的创新场景和领域，多层次、差异化地解析了服务于创新的关键资源要素的有效市场配置机制，清晰刻画了创新市场理论应用的支点和路径。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也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让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地结合。《创新市场论》提出，政府是创新市场的制度供给者和秩序守护者，应该为创新的蓬勃开展营造良好的商业信用环境和文化氛围，从而降低创新成本，激发创新活力；而最终政府对创新的支持必须转化为市场机制，通过市场行为发挥作用。实证数据分析也显示，一个城市政府效率指数与城市的创新活跃程度呈现高度的正向相关关系，支持了理论论证逻辑。结合系统的区域比较分析和城市案例解剖，《创新市场论》提出了实践导向的建构策略体系，对城市的创新市场建设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同时为理论的落地实施提供了抓手。

最后，结合深圳的生动案例，可以检验《创新市场论》的理论解释和预测的效力。深圳作为创新之都，是依托市场的力量发展壮大起来的。人们常说创新的“深圳模式”特征集中体现在“6个90%”：90%以上的创新型企业是本土企业，90%以上的研发机构设立在企业，90%以上的研发人员集中在企业，90%以上的研发资金来源于企业，90%以上的职务发明专利出自企业，90%以上的重大科技项目发明专利来源于龙头企业。这背后的发展逻辑，是深圳在持续的改革创新进程中始终能够以企业作为创新的主体、通过市场的力量建构产学研相结合的科研和产业化生态体系，将城市的核心竞争力牢牢建基于创新之上。这也呼应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即以实现“新组合”的创新主体来定义“企业”。

当前，深圳正在以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发挥粤港澳大湾区科创引擎作用为新的驱动力量，推动城市创新能力的进一步提升。《创新市场论》这一理论著作是在深圳这片创新土壤上哺育出来的，这片创新土壤也将是进一步检验理论、应用理论、优化理论的试验田。理论的生命力归根结底来自于对实践的指引，我们期待着创新市场理论在服务和推动城市创新发展上持续发挥积极的作用。

来源：中国文化报2020年12月31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