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世界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显，环境哲学从哲学的边缘被推到中心，面对全球性环境污染、生态被破坏事件频发的情况，人们期待环境哲学能够给予环境治理实践以理论上的指导，形成环境保护的理念和良好的社会风尚，为各国乃至全球生态环境治理提供助力。

一方面，各国生态环境现状、治理能力、治理体系均有所不同，我国环境哲学的发展也突显着“中国特色”；另一方面，地球是人类生存的共同家园，人类为改善生态环境所作的努力都在为保护家园作出贡献。如今很多国家以开放、信任、合作的态度，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环境哲学的发展不可能立足一国一地，必然要放眼世界，汇聚古今中外环境哲学发展的成就。

纵观西方哲学发展脉络，环境哲学在19世纪中叶已经出现，而生态哲学是随着生态学这门自然学科的出现而兴起的，肇始于20世纪初。从哲学研究谱系来看，环境哲学聚焦环境主题，更多的是在人类生活生产活动中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而生态哲学是以生态学为主的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人们大多时候会把生态哲学纳入环境哲学这一大的学科范式中进行讨论。在生态和谐的视阈下，环境哲学研究既要从中国传统哲学中汲取营养，也要借鉴西方环境哲学的研究发展经验，最重要的是能够深刻领会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在内容体系完整性、理论深度、哲学高度、应用广度不断突破，构建起面向新时代的世界环境哲学。

以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为基础构建生态文化

马克思曾强调，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由此可以看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马克思首先确立了自然的优先性和客观性，强调人类要遵循自然规律，使自然朝着有利于人类的方向发展。马克思没有否认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创造性，他认为人与自然本质上是统一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人与自身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主导下，工业革命之后人类对自然生态造成的破坏是惊人的。对于环境生态问题的解决，马克思主要提出了两点措施：一是革新观念，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有效利用科学技术手段，实现生产过程的物质循环。

构建系统的生态文化体系必须确立马克思生态哲学观的基础性地位，以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为核心，正确认识自然的本质属性、人的主观能动性以及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从思想观念上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意识。实际上，如今的生态文明思想也是从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衍生发展而来的，生态和谐是新时期生态文明建设的终极追求。马克思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与协调发展，蕴含了丰富的环境哲学思想，为我们科学解决自然生态问题提供了基本思路和正确的方法论，指明了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和解及人类自身的和解”的实践方向。因此，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来说，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对当今生态文明文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环境哲学的时代发展具有引领作用。

中国传统生态哲学思想与环境哲学的联系

中国传统哲学中有着丰富的环境哲学思想内容，儒家、道家、禅宗等传统文化流派都阐发了各自的生态伦理思想。如天人合一、众生平等、顺天应时、道法自然等，极大影响了我国封建社会时期的政治、经济和生态环境建设。在民间，传统先民也在数千年的农耕生产实践中懂得了“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这种朴素而饱含生态发展规律的智慧，在农业生产上获得了成功。中国传统生态哲学思想中先进的生态伦理思想不仅使农耕生产获益，同样也对封建统治和社会稳定做出了很大贡献。中国生态哲学思想已成为融入中华民族血脉的文化基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经千年而不衰，也为多民族国家的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

当下，环境哲学的发展必然要立足中国传统生态哲学，从老子、荀子、庄子、墨子等古代先贤思想中汲取营养，梳理中国传统生态哲学对各个历史时期社会文明发展影响的方式、表现、意义和结果，从而掀起系统研究中国传统生态哲学思想的热潮，不断充实我国环境哲学研究的理论源流。当然，中国传统生态哲学的研究不能仅停留在史料梳理的层面，还需要与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有机衔接，在理论深化、实践指导方面不断进步，为营造和谐生态持续提供动力。这既是中国传统生态哲学思想的创新发展，也是激发环境哲学思想体系能量的重要支撑。

中华传统文化曾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引领世界潮流，当前，人类必须共同应对全球性生态环境变化已成共识。我国应构建立足于本土、放眼于世界的新型环境哲学体系，为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优化贡献中国力量。

生态和谐建设视阈下的西方环境哲学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全球化时代，世界良好和谐的生态环境的实现，单靠一国的力量是不可能完成的。地球作为人类共同的生存家园，在生态环境治理方面，需要各国以团结、合作、开放、信任的姿态汇聚力量与智慧，构建世界环境哲学体系，共同应对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

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强调“天人合一”不同，西方环境哲学推崇“人类中心主义”。早在苏格拉底时期就有“二分论”的雏形，即将宇宙分为理念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自然界处于物质世界中，而人类是自然界中最高等的存在，优于其他一切物种。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系统阐述了这种上下二分的世界观，将人类视为“造物者”。从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来看，西方“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观驱动着人们不断地向自然索取，原始资本的积累也是在这种思想的熏染下完成的。但在今天，人类社会文明程度已站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使人们对这种环境哲学产生了质疑，西方“人类中心主义”“个人利益至上”的观点越来越受到批判。同时，在另一方面，基于维持这种环境哲学持续运转的目的，维护人类在自然界中的统治地位，西方社会也在积极利用各种科学技术、先进治理体系来改善生态环境。许多西方国家利用先进的排污治污技术、强有力的环境管理体制机制、逐渐完善的环境哲学理论体系，实现区域性环境生态治理，这些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宝贵经验。

综合来看，生态文明文化视阈下的环境哲学发展不能局限于一国一地，从天人合一到正确利用自然规律，再到实用主义，环境哲学的应用性发展需要博采众长，需要古今中外融合，从而构建起面向新时代的世界环境哲学。

作者：李灵曦

来源：中国文化报2021年12月16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