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人民是文艺之母。文学艺术的成长离不开人民的滋养，人民中有着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沛源泉。”民间文艺作为人民群众创作的艺术形式，在我国历史悠久。“五四”时期，民间文艺作为反抗腐朽封建文化的重要文化资源被发掘，并历经左翼、苏区及延安文艺工作者的努力，构建起通过民间形式和民间意象自觉地表达民间文化心理、观念、情感和认知的现代文艺创作的民间立场。梳理现代文艺创作中民间立场的形成、嬗变、实践过程及历史经验，重估文艺创作中民间立场的价值，不仅可以丰富当代文学创作的题材范畴与主题维度，更可以促使当代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融入人民，“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
现代文艺“向民间去”的转变
民间文化及对民间文化的书写一直存在于中国文艺史中。19世纪末20世纪初，寻找到一种能够对抗腐朽封建文化、建设新文艺的文化资源成为先进知识分子的当务之急，1918年开始的北大歌谣征集活动就是这一思潮下知识分子找到的重要突破口。
深入参与了这场活动的刘半农、周作人、胡适等，不仅充分肯定歌谣等民间文艺的历史价值，表示“民众的歌谣可以说是原始的又是不老的诗，并且是民族文学的初基”，还利用歌谣等民间艺术形式促进现代诗歌的创作、文艺语言的变革，推动各类文艺作品对谚语、神话故事等民间艺术元素的使用和对工农等底层群众形象的书写，将建设新文化的运动全面铺开。
尽管如此，“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普遍对民间文艺的艺术价值还持怀疑态度——“久被蔑视的俗语，未经文艺上的运用，便缺乏了细腻的表现力”，该观点的形成除了与当时民间文艺形式尚显粗糙有关，还与其时知识分子对民众、民间文化潜藏的精英立场密不可分，即作为知识分子的“我们”与民众并不是一体的，诗歌等民间艺术形式是需要“我们”体察与同情的。而这也导致该时期文艺作品中虽然大量表现了底层民众及其生活，但实质上多是知识分子抛开生活实践展开的浪漫想象，社会影响比较有限。所以，“五四”时期撷取民间艺术的真正价值并不在于民间文艺或以此为基础创作的现代文艺作品的艺术价值，而在于民间艺术的回归引发的文艺创作风格和方向的转变，如鲁迅所言：“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的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
左翼文艺对底层的构想与书写
随着“五四”落潮，左翼文艺工作者希望用新的“革命的理论”开展“一种伟大的启蒙”，以告别过去“浅薄的启蒙”。而由底层民众创造、描绘底层民众及其生活的民间文艺被进一步挖掘、利用和书写，成为左翼文艺工作者实现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转变的重要资源。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左翼文艺工作者与民众不断融合。如何走向劳动大众？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及中国共产党早期政治理念影响，左翼文艺工作者通过观察工农生活、参与工人运动等，逐渐对底层群众及其生活有了感同身受的理解，并开始运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深入思考底层民众苦难的原因。
这一思想状态的转变体现在文艺作品中，则是大量革命文艺作品的诞生。这些作品中夹杂着部分青年左翼文艺工作者的迷思，但大多是对底层民众苦难生活的实录和对他们处境的深层思考。这些作品虽叙述的重点和层次不同，但无不是将社会最底层的群众作为文学表现的主体，并站在他们的立场发声。不过，由于对革命本身缺乏深刻理解，当时的左翼文艺工作者对底层民众及其生活的书写常停留于图解意识形态、政治理念的层面。同时，由于倾向直抒胸臆地表达苦难，某些左翼文艺工作者放弃了艺术思想的自我表达和美学创造的个人追求，某些文艺作品多呈现出“无文”“无美”的特征。然而，左翼文艺工作者勇于走出亭子间、将作品写在苦难中国大地上的实践，却探索出了文艺为人生、为艺术之外，为民众、为社会的另一向度，其质朴的表达方式更展现出文艺对底层民众的深切关怀，并至今启迪着当代文艺对普通老百姓生活的书写。
红色基因植入民间文化
1932年后，左翼文艺逐渐退回文艺本身。但随着代表无产阶级的中国共产党在苏区开始局部执政及众多左翼文化工作者陆续到达苏区，左翼文艺通过塑造现代文艺创作的民间立场进而书写革命文艺的探索在苏区得到延续和发展。
在苏区，中国共产党将革命意识形态、革命生活等红色基因嫁接于民间歌谣、戏剧等之中，并通过底层民众的加工和表演，生成一种全新的、具有红色意义的革命文艺。这一尝试不仅促进了文艺走向大众，更构建了一种新的文艺书写和审美秩序。具体做法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全面借鉴民间艺术元素。从语言到表演方式，苏区的歌谣、戏剧等文艺作品中随处可见对赣南采茶戏、东河戏、山歌小调等传统民间艺术元素的改造和运用。在这一过程中，苏区文艺工作者开始“用工农正确的敏锐的眼光去观察各种事情”，文艺的审美开始贴近工农兵等底层群众。其次是立体书写底层群众及其生活。苏区各类文艺作品普遍以工农兵为主角，全面反映他们在反围剿战争、经济文化建设、家庭婚姻等多个方面的景况。同时，苏区文艺作品中塑造的底层群众形象大多丰富多样、有血有肉。这些都展现了苏区文艺对底层民众及其生活书写的广度和深度。再次是实践从启蒙到同构的创作转变。除部分文艺工作者的个人创造，大部分的苏区文艺作品都是通过集体创作完成的。在这一过程中，底层群众提高了积极性、贡献了智慧。这不仅使苏区文艺摆脱了五四运动以来“你启我蒙”的创作模式，还促使底层群众去构建属于他们自身的文化体系。
在苏区文艺事业中，知识分子仍发挥着主体作用，他们不仅是工农兵等底层文艺创作群体的引导者，还是苏区文艺创作秩序的主要制定者和重要艺术成果的主创人。而这期间，底层民众及其文化的全过程参与，也让苏区革命文艺逐步向覆盖面更为广泛的人民的文艺转变。
工农兵方向的确立及当代文艺民间立场的拓展
如果说苏区文艺通过对民间艺术资源的借鉴、底层民众群体形象的重塑及吸收底层民众参与文艺的书写，进一步拓展了民间立场的叙事空间，实现了文艺走向大众的理想，那么延安文艺通过对民间立场及大众文艺实践经验的回顾和总结，则完成了以工农兵为中心的创作秩序的建立，实现了现代文艺创造方式的根本转化。
由于逐渐成为革命圣地，延安不断吸引着大量文艺工作者的到来，延安文艺创作也迎来繁荣。新的局面促使中国共产党重新思考文艺的发展方向。确立民间立场和平民价值观正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核心所在。并且，借助将文艺创作中的民间立场具体化为工农兵方向，这一构想被实现。这一转化路径主要有如下两个：
首先是建立以工农兵为主体的文艺社团。在他们的文艺实践中，无论是戏剧作品题材的选择，还是表演方式的运用，完全从普通民众的民间心理和审美习惯出发。经过改造，延安文艺社团呈现出“内容是革命的，来自现实生活；语言是大众化的，群众能听懂；形式是民众熟悉的，群众喜欢看的”创作状态，并涌现出大量具有较高文艺素养的工农兵工作者。
其次是推动知识分子的转变。在延安，知识分子“要拜群众为师，同他们交知心朋友，向他们恭恭敬敬地学习，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为此，延安开展了多次知识分子下乡运动，让知识分子和工农大众打成一片，以此实现知识分子“无论在哪里，工农都应该是我们的文艺作品中的英雄，是描写和阅读的第一对象”的文艺创作立场的转变。
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在延安确立之后，其蕴含的民间立场、管理模式等在新中国被延续，并成为社会主义文艺的重要内核。同时，随着改革开放后当代文艺的不断发展，文艺创作的民间立场还涵盖了对底层民众个性和个体的关注、对地区和民族文艺创作的反思与重建等当代文艺创作“在地性”表达等意蕴。
因此，历经百年演变的文艺创作的民间立场已不再只是一种创作取向，更是一种创作元素、价值观念甚至文化符号在当代文艺创作广泛吸纳和践行，并成为启迪当代文艺工作者重新思考如何还原及适度表现真实的、丰富的人民生活，书写出属于新时代的人民诗篇的重要文艺思想。
作者：徐佳佳
来源：中国文化报2022年6月21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