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17年后，傅才武教授的著作《近代化进程中的汉口文化娱乐业（1861—1949）》经大幅增订后由西苑出版社于2022年11月再版。本书在描绘晚清民国约90年开埠城市汉口文化娱乐市场近代转型过程的基础上，阐释了后发国家文化现代化进程的一般特征，从而从一个近代城市案例的层面上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文化路径。

本书是按照文化社会学研究的规范框架——背景研究、过程描述、结果讨论三大模块进行逻辑展开，共分为导论、正文、余论八章。正文部分包括“汉口的兴起与江汉平原文化艺术发展格局的裂变”“步入大众文化娱乐多元化时代”“民众乐园与近代娱乐业的曲折发展”“现代规训技术在文化娱乐市场的运用与成效”“汉口文化娱乐业的近代转型”“近代都市公共文化领域的成长与社会转型”等内容讨论，对近代汉口城市文化空间的价值内涵进行了全面探究，深入挖掘了汉口文化娱乐业发展对于汉口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影响，描绘出近代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轨迹。

据我个人所知，促使作者进行修订再版的动因，源于作者长期进行文化政策研究所产生的理论需求，出于对文化政策逻辑进行回溯的需要。2016年至2017年，作者带领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团队，承担了原文化部、财政部“拉动城乡居民文化消费（武昌）试点”课题。在促进文化消费的社会调查和政策设计中，切身体会到蕴藏在普罗大众文化生活方式中的共同体力量。这一期间，作者带领课题组到政府文化部门和省市图书馆、博物馆等文化机构及书店、剧团、影剧院、演艺集团等文化企业调研座谈，对居民进行问卷调查。作者发现，正是政府文化部门、文化机构所提供文化产品、文化活动和组织以及传播渠道等，与居民的文化消费意愿相结合，构筑了武汉这座超大城市的日常生活样态和生生不息的活力，城市的文化生产和消费的大循环作为城市的符号和价值再生产系统，把城市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连接起来，形成了城市稳定的发展方向。武汉市被誉为中国最有生活气息的市民城市，就得益于重商务实的经济生活方式和任达奔放的文化生活方式。作者认为，城市文化娱乐业对于城市空间的意义，在于建立支撑地方认同的意义系统，建立起文化与城市之间的相互促进机制。由此反观，作者发现10多年前出版的《现代化进程中的汉口文化娱乐业（1861—1949）》存在历史纵向观照上的阐释力不足。于是，从2018年开始，着手修订本书，历时两年有余，修订和增加了“新式剧场对优化城市文化空间的作用”“娱乐市场变迁遵循‘四技术阶梯’逻辑”“民众乐园：近代都市公共文化空间的结构与表征”“规训和惩罚技术体系中对话机制的初试”等内容，使全书从30多万字增加到50多万字，特别是增加了第六章第四节“‘拟镜’：一种关于文化启蒙理论的解释框架”，对于汉口近代文化娱乐业在推进国家文化现代化进程中的独特作用给予了理论定位，这些都是原书所没有的思想深度。意大利史学理论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正是当代文化生活场景与历史情境的内在逻辑关联，引发作者对这一问题的深化和精思。

在我看来，本书的主要贡献有以下几点：

第一，比较全面地梳理了1861年至1949年汉口文化娱乐业的演进历程，建立了一个完整的认识框架；空间上弥补了学界以上海、北京文化娱乐业为重心、地域性研究成果分布不均衡的现状；同时从一个历史纵深的角度，考察市场体制条件下作为城市文化产业的近代娱乐休闲产业的发展轨迹，从微观的层面提供了一个较为典型的区域性研究范例。

第二，从个案考察上升到对后发现代化国家文化现代化特殊性的普遍性认识，为整个中国式文化现代化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认识工具。作者在第六章提出了“拟镜”模型，通过确立“他者”和“翻转价值判断”概念，揭示后发国家社会“拟镜”形成机制以及中西文化交互影响的作用机理。

第三，融合西方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空间生产等理论，明确提出了“公共文化领域”的概念框架，从理论上阐释了近代文化娱乐业与社会动员之间的关系。本书深入考察了1927年大革命时期和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期的社会动员过程，梳理和归纳出由文化娱乐业、文化消费市场在动员民众、组织力量、构建文化认同方面所展示出来的功能和作用，并通过提出“公共文化领域”的解释框架，揭示出近代汉口的文化娱乐业与地方政府及政治精英集团的互动关系以及近代都市社会中国家的“外在规训”与精英集团的“议程设置”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还揭示了市场经济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的文化和意识形态资源及其如何被国家在民族主义旗帜下整合到社会动员体系的运作过程，揭示了国家在公共空间的政治话语是如何建立并运行的内在机制。

但与公共领域理论所强调的社会与国家相抗衡不同，本书着重考察了文化娱乐业的发展对公共空间形成过程、文化动员过程以及新的交往结构的产生过程的作用与影响，指出中国的情况与西方社会的差异，在近代中国，社会与国家存在着积极的互动关系，国家通过组织、制度和文化意识形态引导等社会规训手段进行社会事务管理。

作者希望揭示大众文化与公共空间、公共生活的关系。伯明翰学派的代表人物霍尔在追溯西方国家与大众文化关系的发展历史时，也指出在现代国家里，国家的统治越来越建立在被扩展了的文化功能之上。大众文化模式是基于文娱市场的供需机制，在利润的动机驱动下由私营的文娱场所与演艺团体发展起来的。文化娱乐业的生产者的增加以及消费市场的形成是促进整个汉口文化娱乐业进步的重要因素。晚清民国之际，新公共空间诞生，新式电影院、新式戏台等新型娱乐场所在汉口大量出现，体现的是文化消费需求的内在张力。

本书提出，利用公共文化设施进行文化空间重组，是现代民族国家一种熟稔的社会管理技术。民族国家意识形态通过隐秘的形式在公共空间中得到充分展示，对人们形成隐性的纪律规训、观念教育和思想控制，这是近代都市符号象征系统深入影响微观层面、进行社会关系尤其是政治关系“再生产”的内在逻辑。

第四，本书向读者展示了继承和拓展新文化史学的研究方法。中西方学界都认为，现代社会区别于中古社会，要看是否具有比较通畅的阶层流动（中心与边缘互动）。希尔斯提出“中心与边缘”理论，认为现代社会要求中心与边缘有更为密切的互动流通，边缘开始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并进入更为中心的舞台，现代性则表现为大众登上文化与政治的中心舞台。但边缘群体如何登上社会文化与政治的中心舞台的具体过程，学界对政治和经济领域有着较为深入的梳理和描述，但对于文化行业和文化娱乐领域的关注不多。

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出现促进文化史研究的转向。区别于以往学术界将目光着重于精英文化、国家政治等领域的研究视角，在国家与社会关系整体视野下，学界开始注意到大众文化的发展变迁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并愈来愈重视对微观史学的研究，逐步形成了新文化史学派。新文化史学派眼光向下的取向，重视田野文化调查和文化符号，着力揭示社会结构背后的文化因素，聚集和揭示日常生活方式、社会边缘人物行为背后深刻隐含的社会文化意涵。本书沿着新文化史学的理路展开，受到新文化史学固有研究方式的影响。姜士彬、黎安友、罗斯基所编《晚期中华帝国的大众文化》，就对戏曲、印刷、宗教等作了深入细致的文化人类学考察，以此来揭示大众文化与国家政权之间的权力文化关系。本书则通过对湖北剧学会、楚剧研究会、汉口评书研究会等娱乐行业组织与汉口市公安局、教育局和社会局等政府机构的博弈过程的具体考察，向人们展示了边缘群体（被社会歧视的艺人群体）如何借助于日益扩张的市场力量超越其身份障碍，走向社会中心舞台的过程。这一过程被作者描绘得特别细致和具象，极具说服力，这也是本书的一大学术特点。

从世界范围内看，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模式都不是任意选择的结果，而是与其历史文化条件有着深刻的逻辑关系，具有鲜明的路径依赖特征。在1840年以来的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社会动员作为连接精英阶层与社会中下层的社会机制，成为近代社会转型变迁的“晴雨表”。长期以来，中国学界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将近代社会动员视为政治和知识精英集团自上而下对全体社会成员进行宣传、说服、激励和影响的过程，但本书通过对汉口文化娱乐市场的考察发现，近代城市的社会动员实际上是一个以“公共文化领域”为中介机制的上下层互动模式，即精英集团关于民族国家现代化的目标和愿景直接作用于微观的个人意识形态及行为模式，同时又被近代文化消费塑造的个体和中层组织所影响和制约，精英集团社会动员的效率，受制于公共文化领域的功能与结构。这也是本书区别于其他著述的创新之处。

作者：韩永进

来源：中国文化报2023年3月21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