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戏剧学院实验剧团制作演出的大型原创话剧《风云儿女》，以中国现代戏剧奠基人之一田汉的一生，穿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文化战线上的风云变幻。《风云儿女》剧名用得好，它既是田汉、夏衍编剧并诞生国歌的同名电影片名，又与话剧自身的主题十分契合，具有高度的概括性。“风云”是一个历史性的时间界定，它寓意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化艺术界的动荡岁月和斗争历程，左翼文化运动成为“风云”的主体；“儿女”是对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出现的左翼知识分子的泛指。在剧中，则表现了以田汉为主要代表的一批文化战士，夏衍、聂耳、洪深、徐悲鸿、安娥、任光等文化志士的风貌光耀舞台，彰显出左翼文化运动中不屈不挠的文化脊梁形象。

剧作采用传记体的叙述方式，没有采用线性的剧情结构方式，而是由主观讲述和客观情节相互交织的手法，节点式地呈现文化战线上的风云变幻和矛盾冲突，从创办南国社、排练话剧《孙中山之死》、舌战潘部长，到夏衍、田汉等与黄嘉谟、穆时英、刘呐鸥关于“软性电影”与“硬性电影”的论战，再到电影《风云儿女》的拍摄，田汉在狱中写下歌词，聂耳远在日本谱曲，他们共同完成《风云儿女》的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通过田汉艺术道路上的主要节点，展现出在民族危亡之时，以田汉、夏衍、聂耳等人为代表的左翼知识分子，面对生与死、战与降的历史考验，最终做出正确的历史选择，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文艺作品为武器，积极投入抗日救亡、唤醒民众的左翼文化运动之中。在文化斗争的戏剧主线之上，田汉与安娥的爱情作为副线穿插进文化斗争的洪流之中，既丰富了戏剧的美感，更赋予了田汉以人性色彩，使得人物形象更具血肉、更具亲近性。晚年的田汉，蒙受冤屈仍然不忘初心，凸显出他一以贯之的文化信念，到死，田汉的脊梁也没有垮塌，给人以信念的力量和感动。

话剧《风云儿女》不讲连贯的情节，时空跳跃，但叙述流畅，主客观间的转述在光区的引导和歌队的烘托中自由呈现，并且有着散文诗一般的韵致，编剧对叙述体构建的戏剧表达十分娴熟。剧中的风云不是急风暴雨，但却血气方刚，是文雅之上的锋芒与坚定，它让观众欣赏到文化战线独特的斗争风貌。

话剧《风云儿女》中的演员大都是表演专业的教授、研究生，他们都有很好的表演底蕴。首先，在台词的清晰度上就让人印象深刻。其他如节奏把握、肢体语言等都可圈可点，整个表演行云流水、自然干净。现在的问题是，老师过于整齐、干净，也过于规矩了，使得角色的性格表现不鲜明，人物之间有质感趋同的问题。表演老师是给学生立规矩的，学习表演也确实需要立一些规矩，但在舞台上，掌握了表演规矩的演员是需要破规矩的，敢于破规矩、善于破规矩、有所作为地破规矩才能让表演更加生动。长期的表演教学、长期的学术氛围，注定了老师是较为特殊的演员，容易受到表演教条的束缚，这是需要老师们注意的地方。

“于风云乱处立显文化脊梁”是话剧《风云儿女》塑造人物形象的出发点和构建矛盾的支点。剧作文本给出了恰当的配置，以潘部长为代表的官僚打压、文化阵营的对立、身陷囹圄的困境、遭遇打砸的工作环境，所有这些都为以田汉为代表的左翼文化战士的文化脊梁背书，而相对内敛的锋芒和节制的冲突更符合历史真实，更具文化战线的斗争特点。国歌是话剧《风云儿女》主题的重要标志，田汉、聂耳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日后成为国歌，是对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左翼知识分子的历史选择和文化脊梁的肯定和总结，他们选择的道路与历史的进步同轨，与新中国的发轫和兴盛同轨，是胜利的凯歌。所以，国歌在剧中的表现应该是浓墨重彩的。现在，话剧《风云儿女》对国歌剧情的处理略显薄弱，不够饱满，像审定国歌这样的历史时刻对于田汉无疑是重要的，理应得到表现，甚至可以在此处为剧作画上句号，形成戏剧的最高潮、主题的最强音。

话剧《风云儿女》的结构方式灵便通畅，有着很大的弹性，适宜打磨，这为日后的提升留有充分施展的余地。中央戏剧学院实验剧团是非常具有发展前景的艺术团体，有着得天独厚的文化优势，它的学术性、实验性、示范性等文化取位以及国际交流视野都是极富竞争力的抓手。话剧《风云儿女》从文本到表演都显现出剧团优越的艺术底蕴，随着剧目的积累、人员之间的磨合以及具有前瞻性的艺术理念的引导，中央戏剧学院实验剧团打造的剧目大有可能取得学术示范和艺术市场的双丰收。（杨道全）

来源：文化和旅游大数据 2023-05-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