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出版的《全唐诗（增订简体本）》（全十五册） 资料图片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源》（第三版·音序本） 资料图片

江苏泰州，市民在书店阅读。新华社发

浙江嘉兴，儿童在书屋里阅读。新华社发

盛夏燕山，苍翠掩映。在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陈列着一批新中国精品出版物，每每望之，总令人眼眶一热——蔚为大观的点校本“二十四史”，气象恢宏的“复兴文库”，横贯古今东西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见证四代学人成长的“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

轻抚书脊，每套书上都镌刻着一个中国学人熟知的名字：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这些出版企业在民族危亡中诞生，以开启民智、救亡图存为己任，将家国情怀深植于品牌基因中。

砥砺前行的路，并不一帆风顺。市场变化莫测，竞争日益激烈。库存积压、质量下降、人才流失等问题，给“老字号”蒙上了一层阴霾。

摆在眼前的问题，不容回避：如何守正创新？如何激发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新时代需要什么样的出版人？

时代问卷，“老字号”必须应答。带着问题，我们相继走访了这些出版社，思考破题之法、探寻发展之道。调研过程中，我们也再次感受这些百年品牌的精神力量、价值追求，体会其中积蓄着的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

缘何守正？民族品牌值千金

“你们的核心资产是什么？”不久前，在一场中外出版人交流的展会上，有人向商务印书馆党委书记、执行董事顾青询问。

意料之中的答案，该是引以为傲的作者队伍，抑或“拳头”产品：《辞源》（第三版）、《现代汉语词典》、“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没想到，顾青脱口而出：“为国家和民族出版精品图书的理念。”

在此之前，顾青曾长期在中华书局工作，担任过中华书局总编辑。这两段工作经历，让他比旁人更多了几分理解。他认为，所谓“老字号”，不只是年头久远，更是指他们把自身事业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相连的担当精神。

家国危难时，他们是炬火。1897年，商务印书馆在上海诞生，夏瑞芳和张元济等出版家怀揣着教育救国的理想和抱负，高呼着“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一步步把中华民族拉入人类现代文明的主航道。

民生凋敝时，他们引方向。1912年元旦，中华书局成立，出版家陆费逵发出宣言：“教育得道，则民智开、民德进、民体强，而国势隆盛矣！”

民族艰难时，他们传知识。1932年7月，邹韬奋、胡愈之和徐伯昕等人在战火硝烟中创立生活书店。1935年，钱俊瑞、徐雪寒、华应申等创办新知书店。次年，李公朴、艾思奇、黄洛峰等成立读书出版社。直至1948年，三家书店拧成合力，以“竭诚为读者服务”为宗旨，继续传播知识、开启民智。

跬步千里，百年跋涉。一代代出版人，通过一部部出版物，影响了几代学人的成长，涵育了社会发展的动力，加固了中华文化的津梁。他们身体力行，为后辈塑造了中国出版的“职业规范”。

191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辞源》第一版。为了这项“文化留根”的工作，主编陆尔奎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最终积劳成疾，视力受损，几近失明。第二版修订时，总编纂之一、著名辞书学家吴泽炎投注了毕生精力，手写卡片30余万张。《辞源》第三版启动修订后，商务印书馆聘请了何九盈、王宁、董琨担任主编，同时聘请了22位分主编，127位专家，组成修订队伍；正式出版前，又延请108位各界专家学者审读校样，以确保万无一失。

“一百二十余年来，商务印书馆出版工具书千余种，正是这种文化担当和出版理念，成就了‘工具书王国’和‘学术出版重镇’的美誉。”商务印书馆汉语编辑中心编辑何瑛如是说。

1975年，钱锺书将书稿《管锥编》交给中华书局的编辑周振甫。次年，周振甫不仅提交了审读报告，还附上长达38页的修改意见，钱锺书一一回复意见并重新修改。即便是名家之作，从审稿、编辑到出版，也历经了四年时间。钱锺书在该书序言中表达了赞赏和感谢，此事成为中华书局严格编辑的典范。

1978年，路遥创作了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但随后两年间投稿无门。就在路遥心灰意冷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杂志的主编秦兆阳，辗转联系，邀请他到北京改稿。在编辑们的指导下，路遥改了二十几天，比原稿增加了一万多字，发表后获得了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自此崭露头角。

“编辑深度参与创作过程，已经成为我们延续至今的传统。包括冯骥才在内的很多作家，都曾在出版社提供的住所里修改稿子。”中国出版集团副总经理、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说，作家们都很愿意听取编辑的意见，这是双方经年累月形成的默契和信任。

岁月沉淀在出版品牌上的，是作者交付心血时不由分说的信任，亦是读者选书购书时坚定不移的忠诚，更是出版社面临危机时安身立命的底气。

几年前，面对数字转型压力、艺术图书遇冷、大量库存积压等困境，荣宝斋出版社曾一度严重亏损。但出版人不忘肩上的职责，始终没有降低对品质的追求，悉心维护品牌的尊严。

“老字号”没让人失望。就在不久前举办的第三十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典藏国画3D立体纸书”——《齐白石老人的花园》（中文版）缓缓铺展在读者面前，齐白石的画作经过创意设计，被制作成立体画，花团锦簇，活灵活现。中外出版人为之赞叹，主动洽谈版权合作。

“对品牌和品质的维护，为我们赢得了尊重和信任。”荣宝斋出版社社长刘蓓说。如今，出版社早已扭亏为盈，实现双效益稳步增长，交出了“老字号”的时代答卷。

如何出新？革故鼎新力万钧

2023年，臧永清探了一次“险”，将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放在直播间销售。这次“破圈”合作，带来了意外惊喜：该书全年卖出300多万册，总发行量超过700万册。传统文学的魅力，在互联网时代焕发出别样华光。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多年来，人民文学出版社一直在积极拓展传统出版的边界。2021年，重启“朝内166文学讲座”项目，固定在每周四晚直播，直接带动《鲁迅全集》《围城》《白鹿原》等重点图书的销量；2023年全年举办280场“线上+线下”的营销活动；近年来举办的文学跨年夜活动，线上浏览量均超过1000万人次。

在这个新媒体层出不穷的时代，传统出版行业在吸引读者方面存在一定短板。但臧永清认为，整个行业走低，并不意味着单个出版社就应该走低。

路，越走越宽。开办咖啡店“朝花夕拾·文创咖啡供销社”，推出文创产品，与某视频平台签约合作，在多个社交媒体销售图书……“我们在经历了前几年的高速增长后，已经迈入了平缓增长阶段，但我们不找借口，只找出路。”面对压力，臧永清依然信心满满。在他看来，精品出版的底色不会变，创新发展意味着无限可能。

深挖丰厚的历史资源，赋予品牌新的传播内容和形式，正在成为“老字号”发展的新动力。近年来，《三联生活周刊》杂志转型升级，打造新媒体矩阵，成功“出圈”的同时，还能反哺书店的图书出版业务。

“不能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出版社的传承和能力，需要一代代人的创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宋志军认为，出版社的创新，也体现在出版人的自我提升上。

“很多学者、作者都是在与编辑长时间的磨合中建立起信任。”宋志军说，作者们对三联编辑最满意之处，就是他们始终保持高水平、不断自我提升，能实现高质量的编作对话。

好品牌离不开好制度。近年来，陈彦的《星空与半棵树》、毕飞宇的《欢迎来到人间》等纷纷入选年度“中国好书”。臧永清有自己的秘诀：用市场化的方式“抓”好内容。

“以前保本为主，常给作者3万册的首印量；现在鼓励大家盯住好内容，首印量能达到10万册。”臧永清说，为了配套经营策略转变，出版社还调整了薪酬制度，鼓励“轻度冒险”——当出版新内容时，亏损算社里，盈利给编辑分成。试错空间，让编辑们有了探索的胆量。

“一番磨炼下来，现在编辑的眼光好，敢打敢冲。”臧永清说，出版人的脚步充满新的精神，这就是时代的精神，是属于新时代出版人特有的创造精神。

人才何来？代代相传只为书

2021年年底，中华书局遭遇了一场严重的信任危机。有公众号提出尖锐批评：中华书局出版的《梁佩兰集校注》，存在严重的校注质量问题。

中华书局及时回应，承认文章“持论客观公正，所反映的问题属实”。除了道歉，中华书局提出补救办法——读者可以等新版校注出来后换新版，也可以直接退款。

归根结底，问题出在编校者身上。

对于人才困境，中华书局执行董事肖启明并不讳言：出版社人才结构青黄不接，目前从事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编辑，有三分之二在40岁以下；行业吸引力降低，人才队伍不稳定，很难留住综合素质高的人才。

人才困境不只中华书局独有，但发生在中华书局，却格外令人痛心和担忧。在古籍整理出版领域，中华书局是事业发展的引领者，是人才培育的摇篮。但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出版机构的定位也在改变，这一点在学术性较强的领域尤为突出。“现在学者是学者，编辑是编辑，天然地认为这两种职业身份泾渭分明，社会地位高下有别。”肖启明说，迫于生存压力，出版社在物质待遇、职业预期、价值实现等方面，都不具有人才竞争优势。

人才从哪里来？这是摆在所有“老字号”面前的挑战。

“名编辑是在岗位上锻炼出来的。”顾青认为，出版是一个高度实践性的专业，如果能尽快认识、理解这个行业的本质，敢于下苦功夫、敢于提升自己，就具备一名优秀编辑的潜质。

“‘老字号’出版社具备培养名编辑的沃土。”宋志军说，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为例，从范用、沈昌文，到董秀玉、汪家明、吴彬、孙晓林，一代代出版人的情怀、精神，都投注到编辑工作中，在耳濡目染下，代代相传。历任总编辑也参与出版一线的工作，从不脱离业务。

人民文学出版社更是大刀阔斧创新用人机制——“干部能上能下”“人员能进能出”“年终绩效多劳多得”。“通过这种方式，我们的业绩翻了好几番，人均年收入从2017年的16万元，提升到了今天的32万元。”臧永清说。

优秀编辑是出版社的核心竞争力，能不能培养优秀编辑，是出版社传承发展的关键。如今，依托自身优势，几家“老字号”已经着手探索、建设人才培养工作，并逐渐形成如“名编辑培养计划”“传帮带制度”等培养方案。建造一个充满活力、富有效率和更加开放的人才制度环境，已经成为他们的共识。

时代在变，社会在变，挑战不断增加，困难层出不穷，但为国家和民族出精品图书的理念，在他们心中从未动摇。他们是中国出版业的缩影，更是时代文化的先驱，他们自觉站在新的起点上，肩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奋力续写自己的“不老传奇”。

纸寿千年，出版常青。

（本报记者 吴娜、谭华、李苑、韩寒、刘彬、陈雪）

来源：光明日报2024年7月9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