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筠庵：从忠烈之志到维新之思

周天一

在北京宣武门南胡同中，有一座古朴宅院，宅院大门前一度被改造成便民菜场。但墙上的文物保护碑道出了此地的不凡：这里曾是明代忠谏名臣杨继盛的故居—松筠庵（杨椒山祠），也是1895年康有为公车上书的发生地，在近代史上赫赫有名。

松筠庵由杨继盛命名，取岁寒后凋、竹筠有节之意。杨继盛31岁中进士，35岁调任京师，上《请罢马市疏》弹劾甘肃总兵仇鸾，随后被贬甘肃。37岁又上《请诛贼臣疏》，弹劾权臣严嵩，入狱三年，最终被严嵩迫害斩首，其妻亦自缢。燕京士民敬悯，在松筠庵奉祀杨继盛，将其尊为城隍。

清代，松筠庵成为文人青睐的聚会场，曾留下刘墉、何绍基等名家墨迹。来访者仰慕杨继盛忠节之气，此地遂常有心忧天下的士大夫前来议事，因此，被康有为选为活动场所。在清末维新派的论述中，公车上书事件当天，这处宅院会集了千余举人，随后在与松筠庵一街之隔的嵩云草堂签名，投书都察院，还在嵩云草堂成立了维新团体“强学会”，这才有了后来的戊戌变法。

松筠庵在民国时向百姓出租，据20世纪90年代末鉴定结果，松筠庵“整组建筑虽已破败，但原有格局及主要建筑仍为原状”。笔者近日走访松筠庵，见街道、大门修缮一新，院内谏草亭上了鲜红大漆，这一文化古迹即将迎来新生。

从顺治到乾隆：松筠庵的历史记忆

松筠庵正殿有楹联“燕市宅依然，两疏共传公有胆；椒山堂在否，三年不出问何心”。燕市宅和椒山堂指的都是这座故居，提醒着来访者此地的来路。清代有两位皇帝曾对杨继盛的事迹作出点评，从评语的微妙差异足以探知文风士风之变。

1656年初春，18岁的顺治帝读到杨继盛的《请罢马市疏》《请诛贼臣疏》两篇文章。读罢，顺治认为：“朕观有明二百七十余年，忠谏之臣往往而有，至于不畏强御，披膈犯颜，则无如杨继盛，而被祸惨烈杀身成仁者，亦无如继盛。”

“凛凛乎烈丈夫矣！”少年天子感慨道。于是“特表而出之”，将这两篇文章专门出版，命名为《表忠录》，又写了一篇《御制表忠录序》，分赐官员，特别发给了都察院堂官、汉科道官。顺治认为，自己表彰了杨继盛，“将来由斯以观，即谓继盛至今存可也”，他希望杨继盛这样“忠鲠垂法”的谏臣后继有人。他还特别指出，杨继盛没赶上好时候，“使继盛获遇明主，庸其言，显其身，其所建树必有卓然可观者”。由此，杨继盛“不得志”是嘉靖皇帝的问题。

杨椒山祠外景

（周天一摄）

松筠庵平面图（王世仁主编，北京市宣武区建设管理委员会、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合编：《宣南鸿雪图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年版，第130页）

然而，乾隆继位后，为杨继盛写了这样一首诗：“捐躯不为逆龙鳞，两疏千言万古新。直使权臣阴丧胆，何妨烈士显忘身。”话说得很直白—杨继盛那两封奏疏我也看了，好就好在维护皇权，就是别评价嘉靖帝了。乾隆委婉地对自己太爷爷的观点进行了修正。毕竟杨继盛并非言官，严格地说，他的上疏行为不符合当时的程序。

正是在乾隆朝末年，松筠庵成为翰林聚会之地，原因在于乾隆的宠臣和珅。翰林都是饱读诗书、金榜题名之人，殿试前几名才有资格入翰林，以名节自励，不愿给和珅拜寿。恰好刑部官员访得松筠庵是杨继盛故居，翰林们于是相约，在和珅生日这天到松筠庵相聚。据刘成禺《世载堂杂忆》记载，和珅很尊重翰林，只要“翰林来，无不整衣出迎”，为了排场，还提前派人劝翰林来。可他生日那天，翰林们都去了松筠庵，还扬言“翰林中有一人不到者，其人即向和门拜寿”。当天来了一个男旦，喊着“我今日在某处唱拿手戏，汝必为我捧场”，强拉走了一个年轻翰林。其实是此人早有串通，借机脱身，前往和珅家拜寿。

此翰林到和珅家，刚递上写着姓名官位的名刺，和珅已经穿着整套官服下堂出迎。他拉着翰林的手说：“翰林来拜寿者，君是第一人。”此人便是后来官及漕运总督、湖广总督、两广总督、云贵总督等的阮元。此时他刚中进士入翰林院不久，年约26岁，和珅当年也就四十出头，不过已经是乾隆最宠幸的大臣。很快，在翰詹大考（对翰林院、詹事府翰林官等进行的考核）中，阮元考了第一，据说是和珅漏了题给他。乾隆见阮元召对自如，非常高兴。

阮元身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也是一代文宗、学术大师。人们评价这一时期的几位知名学者，认为气节归于不服和珅的孙星衍、洪亮吉，官爵归于攀附和珅的毕沅、阮元，恪守原则的人只能甘于沉寂，乾隆末年的衰世之风由此可见。

清幽雅集与公车上书

翰林们选择松筠庵，是看中了杨继盛反抗严嵩的寓意，而此地原本也是北京的人文荟萃之地。当时学子们进京赶考，一般是三年一次，举人常常会在北京外城宣武门南的同乡会馆住下备考，这些会馆一般也会受到同籍朝中官员的资助。举人通常经济宽裕，又有较高文化水平，能带动这一地区的文化消费，琉璃厂的刻书、字画、古玩，大栅栏的茶园、戏场，均受益于此。

明清江南多有雅集文会，文人高士以文会友，流觞赋诗，品评书画，切磋金石收藏，风气渐至京师。清末北京文人的聚会，按晚清学者何绍基所说，“多在顾祠、长椿寺、松筠庵、寿阳第。”何绍基也是松筠庵的常客，道光二十七年（1847），杨继盛弹劾严嵩的谏章被嵌于扩建大厅内，并由何绍基题名“谏草堂”，次年，于谏草堂西南建八角“谏草亭”，从此祠寺合一。除松筠庵外，何绍基提及的顾祠、长椿寺、寿阳第也都在宣武门外。长椿寺是今天北京宣南文化博物馆所在地。顾祠在广安门内的报国寺内，是顺治年间顾炎武在北京的住所，道光二十三年（1843），何绍基、张穆等人集资在报国寺西院修建了顾炎武祠。寿阳第，指祁藻在宣武城南下斜街营建的息园，来自山西寿阳的祁韵士、祁藻父子是著名学术世家，为士林所推崇，祁藻还给同治帝当过老师。

 晚清宣南文人聚会场所—顾祠、长椿寺、松筠庵、寿阳第位置示意图（周天一标注，底本《京城内外首善全图》，约1800年）

顾祠、长椿寺原本是寺庙，空地多，但院落总体看来并不大，清人秦炳文作《顾祠雅集图》，显示此地文人集会不过院内外二十余人而已。息园虽是重臣宅邸，但经今人测绘，其庭院面积不到100平方米，并非轩敞处所，时人留有《息园图》传世，可作印证。而据资料记载，松筠庵总占地面积2348平方米，其中建筑面积1834平方米，面积尚可。光绪十四年（1888）农历一月，王颂蔚、沈曾植等人在松筠庵宴饮，“会者十余人”。从清人记载看，松筠庵聚会规模以十余人为多，算上仆役应该不会超过百人。

而在松筠庵发生的著名历史事件—公车上书，相传此地当天涌进1200人。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称，1895年春甲午战败消息传至北京，康有为让梁启超去动员各省举人，先是广东，而后是湖南，直至各省举人“士气可用”，康梁“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与名者千二百余人”。

这个人数规模显然大大超过了松筠庵的容积。于是，松筠庵成了学界对该事件质疑的起点—松筠庵装不下这么多人，据说一千多人签名的上书在当天的都察院也没有记录。现在研究通常认为，甲午战败消息传来，举国哗然，上书者不止康梁等人，是以官员为主，举人为少数，康梁也不居其中绝对主导，所谓召集1200人更是夸张说法。梁启超在20年后也承认，维新派对戊戌变法的一些描述是“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他看到自己的《戊戌政变记》被民国的研究者当作当事者的一手记录而引为信史，感到很尴尬：“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今天的松筠庵山门标牌称，当时“200余人在松筠庵集会”，应该是综合引用了新的史学成果。

松筠庵的海外士人

晚清民国时期，来到北京的海外人士也会到松筠庵访古、宴饮。清代朝鲜贡使很喜欢到琉璃厂淘古书，在此地结识中国文人，以文才入选诗社，进而到松筠庵吟诗宴饮。琉璃厂的古籍市场在康熙朝已经很成规模，到了乾隆朝编修《四库全书》、搜罗古籍，很多书商趁机将各地善本运至琉璃厂，此地成为古籍荟萃之地。朝鲜贡使中不乏诗书传家、通汉文的士大夫，他们的朝贡日记统称《朝天录》，内有不少与北京文人对诗的记录。

1887年，50岁的朝鲜进贺使团正使李承五出使中国，加入了诗社“龙喜社”，其间在松筠庵宴饮，留下《松筠庵雅集》一部。龙喜社是以湖南人为主的文学团体，刚刚成立，就迎来了宴请朝鲜贡使的活动。在这年7月24日，李承五与龙喜社文人们在松筠庵宴饮唱和，留下七绝21首。他后来在《道中追思龙喜社友》诗序中说：“今行偶与龙喜诸友相遇，知之深，爱之切。一游于筠庵，再游于天福，三游于谢祠，四游于岳庙。又于台榭泉石之间，文酒源源，颇忘离索之苦。”李承五当年在京两个多月，最后半个月参加了四次龙喜社的聚会。

还有一位日本记者中野江汉在民国初年探访松筠庵，他以第一人称视角仔细描述了自己的松筠庵之旅。虽然中野江汉对杨继盛充满尊敬，但其记载不乏错漏之处，如把胡同北面的“朝庆庵”写作“潮庆庵”，把道光年间的谏草亭看成松筠庵本体，抄录的对联也有别字，但他以纪录片脚本式的风格，留下了一段非常详尽的民国初年松筠庵的记录。这类记载十分珍贵，可以让我们由此怀想松筠庵当年的盛况。

记载中的松筠庵陈设

在清代，从宣武门南下，第二条胡同就是炸子桥胡同。此地原名“鞑子桥”，因文字狱改称“炸子桥”。从晚清政府到北洋当局持续推行街巷更名，知识分子、官绅名流是这一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于是，松筠庵所在街巷又迎来了一次改名，由炸子桥“雅化”为“达智桥”。

松筠庵坐南朝北，山门门额有石刻，上书“杨椒山先生故宅，乾隆乙巳七月谷旦，汾阳后学曹学闵书”。曹学闵是纪晓岚的同榜进士，二人关系很好。相传松筠庵入门左侧有石碑，为“刘罗锅”刘墉所书，应当是其《塑杨继盛像记事》文。刘墉到松筠庵纪念反抗严嵩的杨继盛，无愧于他在清末就被编入通俗文学，成为百姓心目中戏耍奸臣和珅的正义化身。

清人记载，松筠庵内“石为假山，有幽深之趣。诸寮四壁皆古人诗石刻摹移者，多可观”。中野江汉记录道，松筠庵正堂额有顺治的《御制表忠录序》，堂内是乾隆朝塑的杨继盛像，还有乾隆的《题旌忠祠》诗刻。他在正堂发现了《松筠庵条规》《贤科道公捐松筠庵祀典记》和《重修松筠庵景贤堂记》等石刻，是乾隆朝以来松筠庵运转的事务性记录。

《松筠庵条规》碑嵌在墙里，碑文显示，当时松筠庵每年有两次公祭，杨继盛的诞辰—五月十七日为同乡公祭，八月十六日是科道公祭。科道官是六科给事中和监察御史的合称，是杨继盛事业的继承者。当时松筠庵有住持僧，照章预备祭祀的猪羊享胙等，祠内房租及借座香资作为薪俸岁修，僧人还要负责焚香扫除等日常事务，办祭银两由科道官和同乡交付祠内。条规特别规定：“祠内房屋只准租与官员、士子；至医卜商贾手艺人等均不租与，借座请客亦不准租与，妇女、商贾、吏役诸无赖之人、优伶不得入门。”可见松筠庵这一官绅士人聚会场所，租客必须有官方身份，不得逾矩。

松筠庵还有后殿，中野江汉记载，后殿入口的匾额是“正气锄奸”四字，主祀的是因“代夫乞死之疏”而闻名的杨继盛之妻张氏，殿内有“杨忠愍公元配张氏夫人神位”的牌位和塑像，与杨继盛的像牌并列安置。张氏塑像左右的对联写着“两疏敢弹奸，侃侃危言，先生信是有胆；一章乞代死，哀哀苦语，夫人克称其名”。中野江汉受到这一氛围感染，他步出殿外，只见“老松柏矗耸云天，老干枯枝饱经数百年风霜雨雪，依旧睥睨天下，似乎诉说着往事”。

从忠烈之志到维新之思

相传杨继盛被害前留下了名联“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为世人所传颂。三百多年后，李大钊将这副对联修改一字—“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并将家搬到了距离松筠庵不远的地方。

当代法国史学界有“记忆之场”理论，代指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实体，承载着集体的记忆，是过去与现在、历史与记忆相互交织的纽带。从这一角度看，松筠庵可称得上氤氲着英风浩气的清末民初的记忆之场。无论是杨继盛遗奏的石刻、历代忠臣排位，还是定期举行的祭扫科仪，甚至是庵中碑上的一排排落款，都使一代代人们从共同的历史记忆中汲取灵感和精神力量。

原载于《炎黄春秋》，2025-05-15；

（作者：周天一，中央文化和旅游管理干部学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