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国家文化公园 彰显中华文化自信

“文化建设和文物的保护发掘利用，要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2019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是我国文化建设中的一大盛举，三大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整体部署是我国文化资源保护和开发的新的里程碑，开创文旅融合发展新纪元。值此之际，结合博雅方略多年文旅规划开发经验，我们来深入探讨国家文化公园的话题，抛砖引玉。

一、国家文化公园的起源与意义

1.国家文化公园的起源

《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中首次提出规划建设一批国家文化公园，形成中华文化重要标识。此后，地方政府纷纷将“建设国家文化公园”纳入省、市“十三五”文化发展重点计划。2019年7月2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全国相关省市纷纷响应，积极融入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以长城国家文化公园为例，北京长城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总体规划初步完成；天津提出“积极融入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深入挖掘黄崖关长城文化遗产”；河北秦皇岛市“以长城国家文化公园试点建设为契机，将长城保护利用与实施乡村振兴相结合”；陕西榆林市“充分利用1600公里长城遗址，建设开放的、活态的长城文化公园”。

“国家文化公园”概念属国内首创，目前还无统一定义。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国家文化公园是国家公园的一个分支”。国家公园（National Park）的概念源自美国，最早由艺术家Geoge Catlin（1832）提出。黄石国家公园（1872）是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此后许多国家开始效仿黄石国家公园模式，如澳大利亚的皇家国家公园（1879）、加拿大的班夫国家公园（1885）、新西兰的汤加里罗国家公园（1887）以及瑞士的瑞士国家公园（1914）等。当前世界上已有200多个国家实行了国家公园制度。我国是实行国家公园制度的国家之一，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统领国家公园体系试点工作，取得显著成果。

什么是国家公园？国家公园是国家为了保护一个或多个典型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为生态旅游、科学研究和环境教育提供场所而划定的需要特殊保护、管理和利用的自然区域；其强调统筹保护、教育、游憩和富民的复合功能，在保护的前提下，满足人们探索自然、观赏美景、认识历史文化、体验生态环境、返璞归真的需求，促进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实现环境保护、资源开发、社会经济发展的协调统一和良性互动。国际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联盟（IUCN，1969）指出“一个国家公园，是这样一片比较广大的区域。它有一个或多个生态系统，通常没有或很少受到人类占据及开发的影响，这里的物种具有科学的、教育的或游憩的特定作用，或者这里存在着具有高度美学价值的自然景观；在这里，国家最高管理机构一旦有可能，就采取措施，在整个范围内阻止或取缔人类的占据和开发，并切实尊重这里的生态、地貌或美学实体，以此证明国家公园的设立；到此观光必须以游憩、教育及文化陶冶为目的，并得到批准”。

综上所述，这里将“国家文化公园”定义为以保护传承和弘扬具有国家或国际意义的文化资源、文化精神或价值的主要目的，兼具弘扬与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爱国教育、科研实践、国际交流、旅游休闲、娱乐体验等文化服务功能，且经国家有关部门认定、建立、管理的特殊区域。

2.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意义

（1）国家文化公园是彰显“中华文化自信”的重要标识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然而文化是既具体又抽象的存在，或文学典籍、或建筑遗迹遗址、或手工艺品、或歌曲舞蹈、或礼仪习俗，都是文化的载体，难以精准描述。同时，文化又存在着相对较高的接受门槛，人们需要了解特定的历史，才能明白其存在的意义、价值，大众往往对其望而却步。国家文化公园将“文化”整理出来，将其具象化，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形式展现出来，人们在赏析、休闲、体验、健身、旅游的过程中，增强文化的存在感、传播力及影响力。

（2）国家文化公园是中国文化传播的重要渠道

国家文化公园承载国家对外文化交流的使命，肩负中国与世界各国对话、了解、认同、促进、融合的使命。长城、大运河、长征为代表的国家文化公园体系的建设，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建设落到实处，彰显文明古国的文化魅力和中国人民的智慧力量，推动中华文化现代化、国际化，让中华优秀文化拥有更多的传承载体、传播渠道，让世界能够听清、听懂中国声音，构筑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国际话语权。

（3）国家文化公园是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的新名片

国家文化公园是中华文化形象展示公园、中华文化基因库、弘扬中华文化精神的第一线。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发展与人民文旅消费内容和多元形式统一起来，兼具文化传承性、知识性、娱乐性，成为以文化和旅游为核心的全产业融合发展的新标杆、新符号。

二、国家文化公园开发的国际经验借鉴

根据定义，我国的“国家文化公园”包含文化保护传承开发和国家公园两个层面。国际经验借鉴从两个层面选取案例，即文化保护与传承层面，选取与“长城、大运河、长征”相似的世界文化遗产地开发实例；国家公园层面，选取文化型国家公园实践，为我国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及管理提供宝贵经验。

1.文化保护与传承层面的案例借鉴

长城、大运河、长征均呈现线形或带状，线路上依附大量物质和物质文化资源群，通过人类活动聚集地（城镇或村庄）串联起来呈现特定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交流轨迹，展现区域文化发展历程。在世界文化名录中有9处线形遗产，塞默林铁路（奥地利）、大吉岭喜马拉雅铁路（印度）、米迪运河（法国）、“乳香之路”（阿曼）、斯特鲁维测地弧、罗马帝国的边界（包括英国的哈德良长城、德国的上日耳曼-雷蒂安边墙、安东尼长城）以及我国的长城、大运河、丝绸之路。这里分别选取罗马帝国边界、米迪运河对应长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

“罗马帝国的边界”最为大家熟知的是1987年最早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哈德良长城（Hadrian's Wall），而英国的安东尼长城和德国的上日耳曼-雷蒂安边墙在2005、2008年相继被列入该系列的扩增部分。我国的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可以参照“罗马帝国的边界”的申遗增扩，以现有的我国世界遗产八达岭长城段等为基础，在今后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中逐步完善提高，条件成熟再次申报世界遗产，逐步扩增到整个长城范围。其经验有：①立足原址保护，设缓冲区；②政府高度重视，积极立法；③规划为纲，科学制定和动态修订保持连续性；④重视研究，考古挖掘；⑤专业组织维护修缮，遗产保护、教育科研、旅游发展协同发展；⑥多方合作，公共参与公共治理。

米迪运河流经法国南部，连通大西洋和地中海，17世纪最宏大的土木工程项目之一，1996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经验有：①化繁为简，单纯的运河河道本身及其功能的完整保存和实现更可贵；②保持文化遗产的多样性和个性，对遗产分类加以保护，运河沿线的其他类文化遗产列入相应历史建筑或历史地区加以保护；③景观上，运河与周围的乡村和谐地融为一体，沿途散布着众多中世纪的小镇，罗马时期、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教堂，远古洞穴遗址、古老的葡萄酒庄园、小巧精致的特色博物馆——蕴含浓浓的独特文化和乡土气息；④重视规划的编制，尤其是协调文化遗产相关者关系的管理规划的编制；⑤国家（法国航道管理局）和地方（图卢兹大区航管局）共同管理，责权利明晰。

2.文化型国家公园体系的案例借鉴

当前，世界范围国家公园的管理模式大致分为三类，即日韩的以综合管理模式，德国等欧洲国家地方自治模式，美国、加拿大的国家主管部门下设具体管理处的自上而下管理模式。

日韩模式管理体制主体明确，如日本的环境省统领国立公园管理权、韩国规定国立公园管理公团为管理主体，其管理决策基本不受地方政府和其他部门及经营企业的干预，实现了高效管理；国家公园体系实行统一的财政体制，有力的政府资金投入推动其经济功能的淡化，日本甚至禁止国家公园经济创收计划；保护体制突出“人”的因素，以当地社区生活为载体在活化中保护，强调特殊传承人的保护，注重培养全社会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共识。

欧洲地方自治模式，在国家指导下，充分尊重地区发展差异，由州立环境部、地方国家公园办事处及县（市）国家公园管理办公室三级管理；财政体制方面，政府为主，营收为辅，社会公众捐助占一定比例；保护体制方面，在保障核心资源的前提下，以居民为核心，充分吸纳社区加盟，追求最大限度的人文生态系统完整性，实现当地原住民文化的原真性保护。

“美加”自上而下模式，由国家设立专门国家公园主管部门，负责国家公园顶层建设，具体公园管理采取企业管理模式，实行标准化管理；财政体制方面，各类国家公园在联邦政府给予的持续性拨款基础上拓展多种资金渠道，既提高效率又避免财政依赖；保护体制方面，国家公园局制订战略和周密计划，调动各利益相关方“共抓大保护”，注重原住民文化的保留传承，唤醒国民保护意识和愿望，达到时代传承的目的。

综合管理型、地方自治型、自上而下型国家公园管理模式各有千秋。综合管理型在机构职能方面最具效率，地方自治型更突显因地制宜，而自上而下公司管理又更突显财政效率。文化保护和传承方面，综合管理几乎没有地方参与，而地方自治型、自上而下型充分考虑了地方社区、原住民文化的保护传承。

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要做到四个“合一”

1.知行合一。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首先要“知行合一，担当使命”。“保护遗产传承文化，增强中国文化国际话语权”是国家文化公园的“知”，通过“国家文化公园”打造“向世界传播中华文明、服务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行”。国家文化公园要始终坚守“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以知为行、知决定行”的原则，立足于国家战略高度，将其建设为传承、传播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载体，引领新时期文化、休憩、体育、健身、娱乐等公共文化消费的新模式，彰显文明古国的文化魅力和中国人民的智慧。

2.天人合一。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要“天人合一”，实现人与自然和谐永续。国家文化公园需要尊重文化，注重文脉的完整保存，保护文化遗迹、遗存，避免“重建式破坏”“伪建/仿建式泛滥”，造成原文化丰润的丧失；要尊重“人”，将文化传承人保护放在首要位置，强调地域文化社会系统的保护，避免“过度商业化”“文化空心化”，造成文化传承的断层；要尊重“环境”，推动“园景一体”“园城一体”“园乡一体”“园景城乡一体”，鼓励公众和志愿者参与，引导社团、民间协会、民间组织和个人参与国家文化公园的管理和保护。

3.多规合一。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需要规划先行，而规划先行要做到多规合一。国土空间规划、公园发展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城乡规划、重点文物保护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等多个规划融合在一个“国家文化公园总体规划”中，实现一个公园一本规划、一张蓝图，解决现有各类规划衔接缺陷和内容冲突。

4.规建运合一。国家文化公园需要“规建运合一”。国家文化公园传承中华典型文化，蕴含价值高、影响力大，建设标准高，同时投资也极其高昂。综合考虑我国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现状、文化旅游项目开发实践，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需要“规建运合一”。国家文化公园的打造离不开经典文化的挖掘、梳理和持续的创新，规划单位需要作为战略伙伴全程参与其建设运营中。投资建设主体需要对文化内涵充分理解，创意表达需要“顶级艺术家”参与其中建立长效机制，不断撬动需求热点。运营主体更是需要与规划、投资建设方的紧密关系才能确保公园的可持续发展。

四、五大路径推进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1.文旅资源整合，打造文旅融合的第一品牌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路径一是文旅资源整合，发掘“中华文化”的艺术价值和精神内涵；并在此基础上“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如博雅方略对 “延安红色文化”的整合，将红色文脉、地脉、人脉、史脉统一起来，打造八大场景展现“圣地延安”超级IP集合。

2.精细化开发，走高品质发展之路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要精细化开发，从顶层设计、管理体制、运营机制、政策支持等方面向国际通行标准看齐，走高品质发展之路。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要突出“文化为基础、创意为核心、旅游为载体、产业为目标”四位一体整体推进；持续推动供给侧改革，实现由国家文物保护单位向国家文化公园的转型，推动国家文化事业与国家文化公园产业良性互动。在博雅方略的“嘉峪关旅游大景区建设规划”体现了走“精细化、高品质之路”的主线，将嘉峪关打造成为“长城世界文化遗产旅游目的地”和国内“高品质复合型长城文化龙头景区”。

3.与全域旅游相结合，与区域一体化相结合，推动区域、跨区域整体开发

文化脉络先于行政区划而存在，地缘文化区域往往跨越2个甚至数个行政区。以长城国家文化公园为例，总长度逾2万多公里的长城遗存散布于15个省区市。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需要打破行政区划限制，融入更高级别的全域旅游体系、融入区域一体化体系，在统一管理之下，以顶层设计统领国家文化公园跨区域整体开发；同时需要因地制宜，尊重地域发展差异，通过标准化、制度化，面向消费者呈现统一的服务和配套。

4.在区域竞合中追求差异化，发掘竞争优势

国家文化公园的各个公园需要在竞合中追求差异化，发掘自身竞争优势，传承和表达好自身文化特质。以丝绸之路文化为例，陕西定位“起点”、新疆定位“核心区”、宁夏是“战略支点”、甘肃是“黄金段”、青海是“战略基地”，五省各具特色，形成共赢的体系。

5.党政高度重视项目实施，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国家文化公园的落地实施离不开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特别是文化传承地政策的重视。《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和《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出台后，扬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扬州段）的建设，一把手工程指引各项工作稳步推进。

（博雅方略研究院供稿）

来源：中国旅游报2020年1月3日第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