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西班牙、希腊、泰国、爱沙尼亚、格鲁吉亚等地区纷纷研究制定签证及相关政策吸引数字游民以提振旅游业，让“数字游民”这个名词进入大众视野。数字游民通过远程工作、全球流动、地理套利、被动收入来践行全新的生活方式，体现了数字经济时代创意阶层流动旅居的趋势，值得业界人士关注。

一、数字游民的崛起：从世纪末预言到今日现实

1997年，日立公司半导体及集成电路部经理牧本次雄（Tsugio Makimoto）和伦敦《阅读商业咨讯》编辑大卫·梅乐斯（David Manners）合著的《数字游民》（Digital Nomad）正式出版，被视为数字游民的宣言。在这本书里，作者敏锐地洞察到科技革命对人际沟通的影响，预测了电脑与通信技术整合对人们定点办公模式的消解及其对未来生活方式的重塑，描绘了游牧型工作形态与生活方式的轮廓。他们指出，随着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发展，人们将首次从地理和距离的局限中获得解脱，从为了生存而必须定居在一地的痛苦中松绑，从长期压制下得到自由，这带给人们前所未有的选择机会，释放出无与伦比的潜能。此外，该书还介绍了“游牧族工具箱”中每一类技术演进的轨迹与展望，如无线电话网络、便携电脑、便携翻译机、电子定位仪、电子钱包。

遗憾的是，这本预言性图书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当然这并不妨碍通信技术的进步及数字游民群体的产生。20年之后，全世界数字游民的规模已经让人无法漠视。根据独立工作者平台MBO的粗略统计，2018年仅美国就有多达480万的数字游民，2019年增长到730万。面对这一日益崛起的特殊群体，世界最大的私人旅行指南出版商孤独星球于2020年推出了《数字游民手册——在路上生活和工作的实用技巧与灵感》，介绍了数字游民的障碍与机遇、适宜职业、目的地选择、行前准备、旅途事宜、游民故事及相关资源。这本指南的面世昭示着数字游民已经成为重要的细分市场。

这本手册出版后不到一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给各国居民的健康、生活、工作带来严重影响，让航空运输、餐饮服务、酒店住宿、旅行中介等以空间移动为前提的众多产业面临困境。在大众旅游市场短期无法恢复的情况下，为了提振旅游经济，一些国家开始研究制订优惠政策以吸引数字游民前去旅居。作为全球最早提出数字游民签证制度的国家，爱沙尼亚2020年8月宣布，只要证明在海外有工作且月收入在3500欧元以上，就可以申请这类签证、在该国居住最长达一年。长期以来一直在寻求利用远程办公机会的百慕大则推出了缴纳263美元年费获取一年居住权的政策，吸引年满18岁并能够证明已受雇或注册研究项目的外国人去那里远程办公或学习。此外，西班牙、巴巴多斯、泰国等国家和地区也出台了类似措施，让数字游民这一名词真正进入大众视野。

二、数字游民的画像：从定点工作到旅居生活

数字游民是将基于互联网的远程工作作为主要收入来源、长期在不同地区之间流动和旅居的人。作为互联网经济大潮和全球化时代的新生群体，数字游民拥有全新的价值观、生活观和工作观，将在线工作、移动生活、休闲度假有机融合起来，实现了从定点工作到全球旅居的转变。通过与普通游客、常住居民进行比较，不难发现数字游民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鲜明特征。

网络创收。数字游民一般凭借个人智慧与专业技能，通过便携式移动终端与互联网来完成工作，获得相应的收入。按照通常的理解，互联网与移动终端属于数字经济时代的基础设施，这是该群体称谓中“数字”的由来。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理查德·佛罗里达提出的创意阶层的组成部分，从事的工作可以归入智力与创意服务业，如旅行博主、网络作家、文字编辑、平面设计、视频制作、游戏开发、在线教学、虚拟助理、财务顾问、自由撰稿人等。他们的收入，既包括完成某项工作任务之后的单笔酬金，也涉及长期的被动收入（如版权使用费、网页点击量收入）。透过现象看本质，与其说他们通过互联网来赚钱，不如说他们通过创意劳动获得收入。这一性质决定了数字游民对网络设施的依赖性，同时为实现工作地点与旅居地点从分离到统一的转变创造了前提条件。宏观来看，数字游民当为互联网经济的弄潮儿，亦属创意经济的排头兵。

全球流动。数字游民不受传统办公系统（包括办公空间、生产设备、人事关系等）的约束，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在全球范围内选择工作/旅居地点、安排具体的工作时间。对于数字游民来说，上个月还在清迈古城大街小巷流连，下个月或许就在巴厘岛海滩上漫步了，再过几个月身影可能出现在胡志明机场。如果说秋去春回的避寒群体是“候鸟”，数字游民则是名副其实的“飞鸟”。这意味着他们远离了钢筋水泥丛林中的格子间，告别了“朝九晚五”和通勤拥堵，不必再理会复杂的职场“哲学”与人际关系。这种生产生活方式与游牧民族颇为相似，因此被称为 “游民”（ 或“游牧上班族”“游牧旅行者”）。跟现代大都市上班族相比，他们率先实现了工作地点和时间的自由，更容易将环游世界的梦想付诸实践。从这点来看，数字游民是全球化时代生活方式的一个缩影，是现代社会流动性的一种写照。

工休融合。数字游民在不同地区之间流动，不是为了寻觅就业机会，而是追求美好生活、实现人生梦想。他们在风景中工作、在创造中赚钱、在快乐中生活，有时难以分清究竟是在度假还是在工作。有人说，他们不再是为了工作而生活，而是为了生活而工作。与都市职场人不同，数字游民除了利用度假村的公共空间、所在城市的联合办公空间之外，还可以将办公地点搬到候机室、咖啡馆甚至沙滩上、泳池边，把工作与休闲融合在一起，较好地处理了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关系，解决了不少职场人抱怨的“只有工作没有生活”的问题。数字游民的工作多属高级复杂的创意劳动，宽松的环境、包容的氛围、多样的文化对于提高劳动效率至关重要。在很多时候，美景美食提供了创意的素材，异国风情赋予他们创作的灵感，偶遇旅友亦可能是最佳的合作伙伴。跟普通游客相比，他们对旅游地的体验通常更加全面、深入、独特；与常规雇员相较，他们的工作成果可能更有灵性、创意和价值。对数字游民而言，这让工作充满乐趣，让生活更加多彩，让人生富有意义。

当然，除了长时间大尺度流动的国际数字游民，各地还存在不同规模的短时间、跨省区流动的区域性数字游民。在云南大理，已经出现了供数字游民使用的共享办公空间，呈现出区域性数字游牧目的地的气象。如果将他们考虑在内，数字游民产生的经济、社会与文化效应就更不容小觑了。

三、数字游民的价值：从“救火队员”到优质客源

数字游民在一地停留时间长，受其他突发因素的影响较小。只要通信网络不瘫痪、业务不中断、签证不到期，就可以安然地在自己喜欢的目的地一直待下去。这些有别于普通游客的优势让数字游民一度成为疫情期间某些旅游经济依赖型国家和地区的希望所在。在普通游客受出入境管控与防疫隔离政策影响而无法正常出行的时候，数字游民成为一些岛屿型国家旅游业生存的“救火队员”，虽然效果还有待统计分析，但为疫情时期旅游业增添了一抹亮色，也让更多的人士了解了数字游牧现象、认识了数字游民群体。

实际上，除了上述优势之外，数字游民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长处，那就是：创意阶层，并且是掌握互联网技能、熟悉国际规则、了解商业运行的科技与文化创意人才。称其为“数字时代的创意阶层”不免有些为时过早，但“互联网创意阶层”这个称呼却一点也不过分。在创意经济时代，互联网创意阶层是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更是旅游业创新发展的生力军。他们的创新除了宣传、推介、包装、经纪这些常见的领域，还有更为广阔的空间。时至今日，这个群体中有社会责任感与文化情怀的人，已经在用实际行动促进游牧地旅游发展了。从上海一家美资企业辞职的软件工程师刘杰文，来到梅里雪山下的德钦县佛山乡瑞瓦村，成为一名主要从事文学创作的数字游民。他在进行《雪山乌托邦》书稿写作之余，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帮助当地居民销售土特产品，通过网络众筹建设了雪山木屋和藏家青年旅舍，撰文推荐甚至亲自担任向导，让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山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村。由此论之，旅游城市应将数字游民视为优质客源，更应将其当作自身的特殊资源。与其不惜代价“挖人”“抢人”，不如强化“不求所有”“但求所在”“力求所用”的理念，创造性地吸引并充分利用数字游民这一特殊的人才队伍。

我国正在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各地包括乡村地区的交通条件大为改善，数字经济基础设施不断提升，“互联网+”战略深入推进，“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理念广为认同，创意经济方兴未艾，美好生活成为民心所向，就业环境与择业观念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在广义旅游领域，文旅融合、数字文创、生态康养、旅居度假成为新方向。基于上述变化，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一些旅游城市不久将成为国际数字游民目的地。继巴厘岛、里斯本、胡志明、麦德林、第比利斯、首尔、布宜诺斯艾利斯、清迈、布达佩斯、拉斯帕尔马斯、卡门之后，孤独星球已将陕西西安列为未来十大数字游民目的地之一。同时，有些地区提出了“健康生活目的地”“数字经济发展新高地”“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文化产业创新实验区”“美好生活示范区”“银发友好城市”“外国高端人才创新集聚区”的发展目标。对于这些地方来说，数字游民无疑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新课题。

作者：李庆雷 高大帅

来源：中国旅游报2021年10月20日第0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