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文化公园40讲》隆重开讲，通过对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五大国家文化公园蕴含的文化基因的深刻剖析，带您走进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和纵横九万里的辽阔疆域，深入了解中华文明之源，感受一个个天然博物馆的神奇和一个个生态画廊艺术魅力，领略远古的珍藏，文化的殿堂，体悟爱与善同在，美与生共存。 

第26讲

黄河文化的抗争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江河之所以能冲开绝壁夺隘而出，是因其积聚了千里奔涌、万壑归流的洪荒伟力。在近代以来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民经历了太多太多的磨难，付出了太多太多的牺牲，进行了太多太多的拼搏。现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在历史进程中积累的强大能量已经充分爆发出来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势不可挡的磅礴力量。”

在地图上看黄河，让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大“几”字形。黄河由陕晋交界南流至陕晋豫三省交界处，折向东流。在这个大“几”字的拐弯处,有个城市叫三门峡市。在三门峡大坝下游约200米远的河道中，有个突出水面的小山头，这个小山头就是中流砥柱中的“砥柱”。郦道元《水经注》中记载：“昔禹治洪水，山陵当水者凿之，故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过，山见于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也。”20世纪50年代，在修建黄河三门峡大坝时，三座峡门作为大坝坝基使用被拆除，而砥柱被保留了下来，它见证了浩浩万年中华历史，是中华民族的历史之石、文化之柱，更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

相传在古时华夏大地洪水滔天，三门峡一带更是因为砥柱山阻挡了水路的畅通，黄河洪水肆虐。大禹治水时将阻挡河水的砥柱山劈出人、神、鬼三门，对水路进行疏通，解决了水患。北边是人门，中间是神门，南边是鬼门。因此，那里的峡谷就有了非常形象的名称叫三门峡，这也是三门峡市名的由来。

638年，唐太宗李世民来到这里，写下了“仰临砥柱，北望龙门；茫茫禹迹，浩浩长春”的诗句，勒于砥柱之阴。唐代著名书法家柳公权也赋有《砥柱》一诗：

禹凿锋鈚后，巍峨直至今。

孤峰浮水面，一柱钉波心。

顶压三门险，根随九曲深。

拄天形突兀，逐浪势浮沉。

岸向秋涛射，祠斑夜涨侵。

喷香龙上下，刷羽鸟登临。

祇有尖迎日，曾无柱影阴。

旧碑文字在，遗事可追寻。

砥柱石又被称为“朝我来”，传说是一位黄河老艄公的化身。很久以前,一位老艄公率领几条货船行到神门河口，突然天气骤变，看不清水势。眼看小船就要被风浪推向岩石，老艄公大喝一声：“掌好舵，朝我来”，便纵身跳进了波涛之中。船工在狂涛声中，听到前面有人高呼“朝我来”，原来是老艄公站在激流当中为船导航。待船工安全驶过险滩，发现老艄公昂头挺立在激流中，已经化为一座石岛，为过往船只指引航向。因此，当地人们也把这座“中流砥柱”称为“朝我来”。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这条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不仅哺育了中华儿女，还在抗日战争时期，用她那坚韧的胸膛，阻挡了日寇的疯狂进攻，保护了黄河以西的广大人民免遭日寇铁蹄践踏。而黄河西岸的广大榆林儿女，也用他们顽强的意志、英勇的斗争，粉碎了日寇一次次进攻，让“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的歌声响彻神州大地。

1941年冬，马占山将军陪同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将军来到榆林城郊的红石峡，看到红石峡东西两处悬崖峭壁上的题刻，想到被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践踏的国土，悲愤难平，于是挥笔写下了岳飞的名言“还我河山”，表达了驱逐日寇、统一祖国的爱国之志。工匠刻好之后，他觉得不是很满意,随后又写了第二幅。于是工匠又将第二幅“还我河山”刻在红石峡壁。据说，当时马将军右手有伤，这两幅“还我河山”都是马将军用左手书写的。两幅英雄的手笔，一片抗战的决心，一曲英雄的赞歌。

佳县东临黄河与山西相望，是一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古城。抗战期间，日机曾多次对佳县实施轰炸。1939年11月20日，侵入山西西北部的日寇在炮火掩护下，强渡佳县渡口，被陕甘宁边区河防部队击退。虽然经历多次战斗，佳县从未被日寇踏入半步，成为阻止敌人西进的重要堡垒。在抗战持续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边区获得了难得的发展，劳动人民真正体会到了翻身得解放的滋味。其中的农民歌唱家李有源正是在这时唱出了动人心扉的《东方红》。

李有源是佳县农民，少年时因家中生活艰难，以放羊维持生计。直到家乡“闹红”，他和穷苦兄弟才真正翻身做了主人。因此，他打心眼里感激中国共产党、感激毛主席。1942年冬天的一个早上，李有源外出劳作。此时，火红的太阳渐渐从莽莽群山中升起，万丈光芒温暖地照在了李有源身上。翻身得解放的他，面对解放区冉冉升起的又红又大的太阳，心潮澎湃，突发灵感，脱口用陕北民歌《骑白马》曲调唱出发自肺腑的歌声：“我说东方，你就一个红；我说太阳，你就一个升；咱们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生存，他是人民大救星……”后来经过专业文艺工作者的加工，成了唱遍全中国的《东方红》。歌曲形象生动地表达了全国人民对伟大领袖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无比热爱的感情，唱出了他和穷苦兄弟们的心声。

1936年2月，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在毛泽东、彭德怀、刘志丹的指挥下，红军从子长县出发，挺进到清涧县高杰村的袁家沟一带时，部队在这里休整了16天。毛泽东当时住在农民白治民家中。初春2月的一天，毛泽东在陕北清涧县袁家沟筹划渡河时，天上飘起鹅毛大雪，仿佛是要为出征的红军将士壮行。辽阔的天空，苍茫的雪地，雄浑的黄河，构成了一幅悲壮苍劲的画面。伟人站在秦晋高原，看着这一切，面对苍茫大地，胸中豪情激荡，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就像火团一样在胸中燃烧起来，由此引发了他壮怀激烈的诗兴。2月7日，怀着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毛泽东挥毫疾书，一口气写下了气吞山河的千古绝唱《沁园春•雪》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飞抵重庆与蒋介石谈判。8月30日，毛泽东在桂园寓所宴请柳亚子、沈钧儒等人。席间，柳亚子赠毛泽东七律一首：“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弥天大勇诚能格，遍地劳民战尚休。霖雨苍生新建国，云雷青史旧同舟。中山卡尔双源合，一笑昆仑顶上头。”10月7日，毛泽东将《沁园春•雪》题赠柳亚子，并致信说：“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填过一首词，似与先生诗格略近，录呈审正。”11月14日重庆《新民报晚刊》根据传抄稿刊出《沁园春•雪》1957年《诗刊》1月号正式发表《沁园春•雪》。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张光年率领抗敌演剧队辗转来到陕西省宜川县黄河壶口附近，渡河去吕梁山抗日根据地。船头立着一位60来岁的白胡子老汉，他就是掌握全船人命运的总舵手。桨手和舵手随着划桨的节奏，一呼一应地喊唱着低沉有力的船夫号子。随着浪涛的汹涌起伏，号子的声调越来越高，音量越来越强，盖过了浪涛的怒吼；节奏也一阵紧似一阵，船夫们在老舵手的统一指挥下，齐心协力，奋勇划桨，渡船冲过湍急的河水，向着对岸驶去。这是一场人与自然的生死搏斗，惊心动魄。那船夫的号子充分表现出了我国劳动人民的英雄气魄、坚定信心和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

这次渡河给张光年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同时也激起他创作一首歌颂黄河、歌颂黄河船夫的诗歌的念头，诗歌初定名《黄河吟》，1938年11月创作完成并定名为《黄河大合唱》。

1939年3月，冼星海抱病完成《黄河大合唱》的全部作曲。1939年4月13日晚，抗敌演剧三队和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举行音乐晚会，《黄河大合唱》在这个晚会上首次演唱，获得巨大成功。从此，《黄河大合唱》就以它磅礴的气势、震撼人心的力量，走进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深处。

《黄河大合唱》的八个乐章分别是《黄河船夫曲》《黄河颂》《黄河之水天上来》《黄河对口曲》《黄水谣》《黄河怨》《保卫黄河》《怒吼吧，黄河》。可以说这八个乐章共同组成了一幅壮阔的历史画卷，唱出了黄河儿女的苦难与抗争……

1939年5月11日，在延安庆祝鲁艺成立周年晚会上，冼星海穿着灰布军装和草鞋、打着绑腿指挥《黄河大合唱》，在场的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首长连声叫好。更有许多人唱着“风在吼，马在叫”，走向抗日战争最前线。

严良堃这样评价：冼星海的指挥非常新鲜，特别是唱词中的“起来，起来，起来……”第一个“起来”用左手向前一挥，第二个“起来”右手一挥，到了第三个“起来”两个手一齐向上挥，并跟着向前跨了一大步，非常富有煽动力，把在场的观众的情绪全都激发起来了。

禹门口，在山西省河津市西北的黄河峡谷中，为黄河晋陕峡谷的南端出口。这里两岸峭壁夹峙，形如门阙，黄河水流经禹门口，被约束在高山峡谷之间，越近龙门，河床越窄。奔腾的黄河，受到峡谷约束，勃然大怒，横冲直撞，雷霆万钧，却被静静的高山峡谷挤压在河床中，快到峡谷尽头龙门口，一个急转弯，又撞在峭壁上，它呼啸着，飞出一层层凌空雪浪，掉过头来，反扑对岸巨石，又一次咆哮着，飞出层层凌空雪浪。回撞河床中的巨大礁屿，再一次疯狂地咆哮起来，将一道道水柱喷入天空，在一阵喧嚣之后,从空中颤抖着落入谷底，跳出龙门。这龙门三激浪，是黄河千百年来的奇观，激起无数文人墨客的诗情画意。

河津县人民政府1992年12月29日刻立的抗日烈士纪念碑记述了1938年那场抗战历史：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妄图亡我中华，灭我民族。国共两党合作，领导全国人民奋起抗战。

1938年12月26日，盘踞在河津之敌酋藤田，纠集日伪军四千余，重炮数十门，飞机多架，陆空配合，攻我禹门，企图渡河西犯。禹门乃秦晋咽喉，西北屏障，我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八师之加强营七百余名将士，凭险据守。敌啸聚蚁结，蜂拥而来。我守军同仇敌忾，众志成城。硝烟弥漫，山河失色；白雪红刃，天地震惊。在友军及当地民众的配合支援下，浴血奋战四昼夜，我云中寺、洞山、关帝庙阵地失而复得者三。29日敌陈尸千余具，狼狈遁走。我阵地巍然屹立，大西北安然无恙。

此役我军牺牲连长田兴武、王俊杰，排长耿甲臣、赵自强、杨子超、刁柏林、左少炳、张安、周少昌以及战士共二百九十名。中华精英，为国捐躯，英名当旌。今我神州大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国运昌隆，人民幸福，堪慰先烈于九泉，遂建碑以纪念英烈，表彰忠勇，激励来兹。

这次战役后，日军又多次进攻禹门口，尽管日军最后攻陷了禹门口东侧，但他们的铁蹄始终没有跨过禹门、跨过黄河，祖国西北大地的大好河山，在中国军民的殊死抗争下，得到了完好的护卫，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但千年禹庙却被敌人的炮火夷为平地。

1942年5月，侵华日军开始对太行山抗日根据地进行“铁壁合围”大扫荡，为掩护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机关突围，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率部抗敌，不幸在山西辽县十字岭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仅37岁。这是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军第一个在战场上殉国的高级指挥员。左权一生留下了11封家书，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位铁血男儿的家国情怀。

1942年5月22日，左权给妻子写下一封平常家书，三天后，日军的炮弹击中了他，这封家书也成了他给妻子的最后一封信。

志兰：

就江明同志回延之便，再带给你十几个字。乔迁同志那批过路的人，在几天前已安全通过敌之封锁线了，很快可以到达延安，想来不久你就可以看到我的信。

……再重复说一次，我虽然如此爱太北，但是时局有变，你可大胆按情况处理太北的问题，不必顾及我。一切以不再多给你受累、不再多妨碍你的学习及妨碍必要时之行动为原则。

1942年，湖南醴陵的一位农家母亲，请人代笔写下一纸祭文：“吾儿抗日成仁，死得其所，不愧有志男儿。现已得着民主解放成功，牺牲一身，有何足惜，吾儿有知，地下瞑目矣！”

那一年，她的儿子已经离家整整19年。漫长的19年，终究没能让她迎来一个完美的答案。她在家中的守候，最终还是演化为一个悲情的故事。她就是左权的母亲。

1937年，左权收到叔父左铭三的来信。信中告诉左权，他的大哥左育林病逝，他的老母亲孤身艰难度日，希望他能够回家看望一下老母亲。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左权没能回家看望母亲。他给叔父回了一封信：

我以己任不能不在外奔走，家中所持者全系林哥。不幸林哥作古，家失柱石，使我悲痛万分。叔父！我虽一时不能回家，我牺牲了我的一切幸福为我的事业来奋斗，请你相信这一道路是光明的、伟大的，愿以我的成功的事业报你与我母亲对我的恩爱，报我林哥对我的培养。

他给自己的母亲也写了一封信：

母亲：

亡国奴的确不好当。……日寇不仅要亡我之国，并要灭我之种，亡国灭种惨祸，已临到每一个中国人民的头上。……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没有一个铜板，现在仍然是没有一个铜板，准备将来也不要一个铜板，过去吃过草，准备吃草。母亲！您好吗？家里的人都好吗？我时刻记念着！

这封信，也是左权留给母亲的最后一封信。

1999年上映的电影《黄河绝恋》通过外国人的视角看到中国人民在侵略者面前不屈的民族精神，看到他们博大的胸怀、崇高的人性和对和平的呼唤。影片中有“大恨”与“小恨”。小恨是寨主与黑子的家族仇恨，而“大恨”则是中华民族对日军的恨。面对家国的“恨”，寨主和三炮都放下了自己的小恨，用生命去捍卫民族尊严。一个油嘴滑舌、攀缘附会的小管家，在残暴的日军面前，他没有屈服、没有叛变，为了给安洁他们传递危险信号，烧毁茅草房，即便被活埋也要唱着最爱的“信天游”，这个小人物要用他最后嘹亮的歌声控诉日军的暴行。

哈佛大学神学院教授大卫•查普曼在《谈中国神话一信仰的力量》中指出：“我们的神话里，火是上帝赐予的；希腊神话里，火是普罗米修斯偷来的；而在中国的神话里，火是他们钻木取火坚韧不拔摩擦出来的！这就是区别，他们用这样的故事告诫后代，与自然作斗争！”面对末日洪水，我们在诺亚方舟里躲避，但中国人的神话里，他们的祖先战胜了洪水，看吧，仍然是斗争，与灾难作斗争……如果你们去读一下中国神话，你会觉得他们的故事很不可思议，抛开故事情节，找到神话里表现的文化核心，你就会发现，只有两个字：抗争。假如有一座山挡在你的门前，你是选择搬家还是挖隧道？显而易见，搬家是最好的选择。然而在中国的故事里，他们却把山搬开了！可惜，这样的精神内核，我们的神话里却不存在，我们的神话是听从神的安排。”

1947年，在陕北佳县，毛泽东主席起草完《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心情难以平静，专门带着警卫员去看黄河。面对黄河，他心潮澎湃：“没有黄河，就没有我们这个民族啊！"1948年，毛泽东主席到达吴堡县川口，准备东渡黄河。面对黄河，他思绪万千，伫立良久，深情地说：“这个世界上什么都可以藐视，就是不可以藐视黄河；藐视黄河，就是藐视我们这个民族啊！”

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为阻止日军西侵郑州，蒋介石命令扒开郑州花园口黄河大堤，造成洪水以阻隔日军。全河又向南流，沿贾鲁河、颍河、涡河入淮河。洪水漫流，灾民遍野。直到1947年堵复花园口后，黄河才回归北道，自山东垦利县（今垦利区）入海。携带着滚滚泥沙的黄河，以善决、善徙而闻名，在千百年的时间里留下了复杂的故道体系，它们曾经是伤痛的纪念碑，岁月流逝，有的变身为荒芜的盐碱地，有的成为水草丰美的湿地或者尚存的小型河道。

《元史•太祖本纪》载：蒙古太祖二十一年（1226年）秋天，成吉思汗“遂逾沙陀，至黄河九渡，取应里等县”。这是成吉思汗攻灭西夏的最后一战。当时，成吉思汗由河西走廊进兵途中不幸坠马受伤，认为不太吉利，遂有退兵之意。于是遣使前往西夏，责问西夏无端之处，以便找个撤兵的台阶。哪知西夏国主不知实情，看到成吉思汗大兵压境，一场灭顶之灾不可避免，只好硬着头皮说强硬话。成吉思汗乃性格刚烈而心胸狭窄之人，他忘不了1218年西征中西亚及欧洲时，要西夏随同出兵，夏主拒命，大臣阿沙敢不蔑视说：“力既不足，何以为汗。”成吉思汗远征欧洲七年，日夜不忘西夏君臣奚落之言，现在面对自己如此强大的军力，西夏还同过去一样傲慢、轻蔑，成吉思汗怒火中烧，这就出现了史书上说的“扶疾进兵”。成吉思汗带着疾病指挥大军越过沙坡头，到达黄河九渡，攻占了应理（今中卫市沙坡头区）等县。“九渡”，应是成吉思汗大军在中卫由黄河北岸渡到黄河南岸时的渡口名称。

河南兰考张庄，九曲黄河最后一个弯上一座普通而又特别的村庄。历史上这里曾是兰考县最大的风口，沙丘遍布，贫困凋敝。160多年前，黄河于河南兰考县铜瓦厢决口改道。就在这最后一道折弯处，泥沙沉积、河道风劲，84个风口中最大的那个就在张庄村。因此这里也是我们所熟知的焦裕禄兰考治沙的“主战场”。现如今，如同中国成千上万个张庄一样，随着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一个新时代的新张庄赫然呈现在世人面前。跨越两个世纪，是共产党人让这里的山河图景、贫困面貌得以彻底改观。乡亲们说：“焦裕禄带咱治了沙，习近平总书记领咱脱了贫！”

1963年，新任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来到兰考张庄。一天早上他到张庄探流沙、查风口，看到村民魏铎彬手捧黏糊糊的泥土一个劲儿地往坟头上抹。焦裕禄不解，上前请教。魏铎彬说，这是母亲的坟，风太大把坟头刮没了，如果挖点黏土封住，再种上草，风再大也刮不动。正为找治沙办法而寝食难安的焦裕禄听后，兴奋不已。焦裕禄把这套治风沙办法称作“贴膏药扎针”一用淤泥黏土封住沙是“贴膏药”，再种上槐树是“扎针”。在他的带领下，兰考干部群众开始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向“风沙、盐碱、内涝”宣战的“除三害”运动。如今，在九曲黄河的最后一个弯，有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张庄。

一个审读编辑说，《国家文化公园40讲》一书时效性非常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刚刚印发部署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通知，本书就及时对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做了系统梳理，作者捕捉信息的能力非常强。

另一个审读编辑说，读到《国家文化公园40讲》中的长征文化，忍不住泪流满面，无论是鱼水情深的军民文化，还是肝胆相照的民族文化，随着作者的笔触娓娓道来，令人深深地感动。

还有一个审读编辑说，《国家文化公园40讲》 采用“讲”的形式，不落窠臼，避免了理论性太强、太乏味的弊端，拿起来能够吸引人读下去。

我们常说，编辑就是一本书的第一读者，《国家文化公园40讲》的编辑们如是说，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本书，看它带给我们怎样的视角？

原著：周庆富     

监制：卢娟   

录制：全国文化和旅游干部网络学院   

主播：有山    

制作：杨雪

来源：全 国文化和旅游干部网络学院 2022-0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