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文化和旅游部关于加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的有关精神，“新时代中国特色传记学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近日在北京召开。研讨会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中国艺术研究院《传记文学》编辑部、研究生院、期刊管理处、科研管理处、传记研究中心承办。
研讨会上，专家、学者围绕“传记发展史以及传记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现代学科分类中传记学的学科归属及制约传记学学科发展的因素和机制问题”“传记的跨学科性质及未来发展方向”“传记教育及教学现状、教材编写和人才培养情况”“建立新时代中国特色传记学学科的构想和对策”“传记学学科建设相关其他前沿问题”等议题展开讨论。
中国传记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塑造和凝聚中华民族精神，传播和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研究社会发展史、书写个体生命史以及与时代的关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经验等层面，一直在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背景下越发显示出重要性、独特性。
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研究生院院长李树峰从中国传记的悠久传统和雄厚的事实基础，丰富而多元的学术价值，传记学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及其解决对策，传记学学科建设的新机遇4个方面对中国传记的发展历程，中国传记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学术价值以及当下所面临的问题等加以总结，提出在当下大力提倡文化强国建设、讲好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故事、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大背景和新文科、跨学科、交叉学科建设成为学科建设与发展主流的倡导下，传记学学科建设迎来新的机遇。因此，关于传记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范畴厘定、体系建设、价值重构、意义阐释，以及落实于高等教育学科序列的具体实践，都需要有开创性的推进和实质性的突破，希望学界共同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传记学学科建设这个新时代的新课题。
中国是传记大国，传记在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突出中华文化主体性，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背景下，愈发显示出不可替代性。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跃进认为，传记关乎民族国家的历史记忆，传记在历史与文学之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功能；传统学科都是综合性学科，彼此是“通”的，寻找人文学科的交叉符合学科发展的基本规律，构建中国传记学学科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当前，应接续学者朱东润的传记学传统，在传记丛书、资料集成等传记学基础工程上有实质性的开拓，以改变比较零碎、薄弱的现状。中国海洋大学教授熊明以“杂传”“传记文”“传记性”“作为实体的传记”“作为文体的传记”等关键词为中心，分析了中国古代传记文体和传记史的鲜明特征。他认为：“中国传记在文体上有着明显的交叉性，传记史传承有序；在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中，中国传记也实现了从古代到现代跨越，并在这个过程中与世界其他各国传记实现交流与映照，成为当代世界传记中的独特存在和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记学的知识体系自成一体，文献及集成尤其丰富，依附于文学或史学末端的地位应当改变。”
学术界认为，今天提出传记学学科建设这个学术命题，具有时代发展、学科建设发展所需要的必要性和创新性，是现代学科观念成熟的标志，也是学术繁荣的必然要求。清华大学教授王中忱结合清华大学近年来各院系专业改革情况提出：“传记学就是一个交叉学科。目前，传记批评极其薄弱、滞后，传记理论研究不到位，都是制约着学科发展的因素。因此，中国传记学学科的成立与建设，更要有一个长远的考量，需要在两方面夯实基础：一是理论问题的深入探讨，二是批评的深入展开。”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刘佳林认为：“在当前传记和传记学领域，尤其是在出版与阅读领域，人们对传记的期待与阅读热情、对传记这个文类的关注远远超过过去。随着专业性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人们不再把传记看成是只关注过去，而是参与到当下的社会建构的文化活动。”
中国特色传记学学科建设是新时代的新课题，新发布的学科目录中交叉学科门类的设置，为传记学学科独立提供了制度性通道，学界应以此为方向，致力传记学学科在国务院学位办的学科目录中获得符合其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一门综合性的学科这一独特属性的地位，推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中国艺术研究院中文系主任鲁太光认为：“传记或者传记文学具有多维度、跨学科属性。传记作为一种学术研究方法，在人文社科领域内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并对人文学科研究有很大的推动作用。文学如何做到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结合，传记学是其中不可或缺的研究方法。”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杜贵萍重点分析了戏曲学中的传记因素，特别是以“传记体戏曲”为例，对传记和传记学的定位、功能谈了自己的看法。她认为：“学科本身建构涉及审美和历史认知问题、个人与社会历史关系的问题、宏大叙事和日常生活问题。从古代到现代，学科发生了很多变化，也需要进行理论探讨。一个学科不仅涉及研究队伍、人才培养、课程体系、社会服务等问题，还涉及本身知识体系的完善和创新的问题。一个学科的内涵和外延的边界问题都解释清楚了，学科实践建构也会相应完成。”（本报记者 党云峰）
来源：中国文化报2023年11月30日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