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从何而来？怎样从涓涓细流汇聚为浩瀚江河？考古工作者探寻中华文明源头的脚步从未停下。日前，国家文物局发布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成果，在多学科协同研究下，多处重要遗址发掘、研究取得突破，中华文明早期发展图景被勾勒得愈加清晰。

对古国时代的认识更加深化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由科技部立项、国家文物局组织实施，是对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进行综合研究和科学论证的国家级科研项目。该工程2002年开始启动预备性研究，至今已走过20多个春秋。2020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五阶段开始实施，其最新成果深化了对古国时代的认识。

业界认为，大约从距今5800年开始，中华大地上各个区域相继出现较为明显的社会分化，进入了文明起源的加速阶段，可将从距今5800年至距今3500年划分为古国时代和王朝时代。凌家滩遗址、良渚遗址、石峁遗址等均发现古国时代文明演进的明显痕迹。

凌家滩遗址是一处距今5800年至53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心聚落遗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执行专家组组长、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张弛介绍，遗址发掘出距今约5500年的较大规模聚落。2022年，考古人员发掘出一座大型红烧土建筑基址，占地面积3400平方米，其下面还有更早期的建筑。“这座建筑体量很大，代表聚落的等级很高。”张弛说。

良渚古城遗址距今5300年至4300年。近几年，在良渚古城遗址所在的100平方公里范围内，已经发现了350余处遗址点。张弛介绍，2022年，在良渚早期大雄山北村遗址点发现了3片墓地，其中有一片是贵族墓地，该墓地用栅栏和壕沟跟其他墓地相隔开，出土了等级很高的玉器。“这里不同墓地墓葬方向不一样，说明当时社会分化严重。”张弛说。

良渚古城遗址围绕水利系统展开的考古工作取得丰硕成果。塘山以北的遗址外围新发现近20条水坝。“经过测年发现水坝的修建年代跟之前发掘的11条是完全一样的，这说明良渚古城中期的30多条水坝、莫角山台城以及古城城址都是统一规划、短时期内营建的，显示良渚社会在这个时期有重大变革。”张弛说。

石峁遗址距今4300年至3800年，是我国目前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史前石筑城址。石峁遗址的第五阶段探源工作围绕皇城台台顶大台基开展。据介绍，2022年，在石峁遗址皇城台发现的转角浮雕，为石峁皇城台大台基石雕的年代、建筑性质的判断提供了关键证据。此外，在大台基西侧200余米处，还首次发现以石墙框界、成排分布的贵族专属墓地。

二里头遗址、三星堆遗址考古取得突破

距今3800年以后，进入王朝时代。以二里头遗址和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王朝时代考古工作也取得了重要进展。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中，这两处遗址也备受公众关注。

二里头遗址中心区新发现多条道路和道路两侧的墙垣。这些道路和墙垣把二里头都城分为多个方正、规整的网格区域，显示出当时的社会结构层次明显、等级有序，表明当时有成熟发达的统治制度和模式，是二里头进入王朝国家的重要标志。

“之前以为二里头遗址街区的样态是井字形的，新的发现突破了这个认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执行专家组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研究室主任常怀颖表示，在二里头遗址空间里，可能至少存在12个方格，未来不排除有新增加方格的可能性。通过这些发现，证明了在二里头遗址的王朝形成阶段，开始出现城市营建模式的整体性布局和规划。“这种规划代表着社会发展的新程度和样态，这是和良渚遗址、石峁遗址完全不一样的社会发展状态。”常怀颖说。

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也有了突破性进展。考古人员初步摸清了祭祀区的分布范围和内部结构，新发掘清理了6座祭祀坑等，出土文物1.2万余件，其中完整器物有2300件。考古工作者对三星堆城址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对器物坑中的遗物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近年来，通过考古工作，还发现很多三星堆器物坑中的器物可以跨坑进行拼合。“这些器物在埋藏时可能是一次性行为。器物打碎后放在不同坑里埋藏，这种行为可能是一种仪式。”常怀颖说。

多学科协同综合研究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五阶段以中心性聚落遗址为核心，从考古学、年代学、新技术等多个角度对相关遗址开展综合研究。”张弛说，在此阶段，多学科协同的理念在各遗址得以贯彻，助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不断深入开展。

其中，年代学研究重点解决了石峁遗址皇城台、内城、外城空间布局的年代，初步确定皇城台的始建时间不早于公元前2200年，最后废弃的时间可能晚至公元前1600年。针对山西碧村遗址的白灰地面开展了测年方法研究，填补了国内白灰面遗迹测年方法的空白。

动物考古、植物考古、环境考古以及稳定同位素分析、古DNA分析的协同研究，探讨了重点区域谷物种类与种植业发展状况、家畜驯养与动物资源开发利用方式、先民饮食与家畜饲养策略等。研究表明，距今7000年以来，生业经济反映出明显的区域差异，并在文明化进程中有不同的演进模式。(本报记者  张  影)

据悉，下一步，国家文物局将会同有关部门，继续推进、深化探源工程，推动考古探索、文献研究和自然科学技术手段的有机结合，拓宽研究时空范围和覆盖领域，进一步回答好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以及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把中华文明历史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和感召力。

来源：中国文化报2023年1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