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历史溯源及其意蕴——基于浙江时期工作实践

江蓓蕾（中央文化和旅游管理干部学院助理研究员）

 

自2023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来，关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研究备受关注。思想的形成是一个过程，要探究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何以可能，有必要以习近平本人的成长发展历程为依据，聚焦思想主体的丰富实践来动态看待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如何在历史活动的熔炼中一步步锻造出来的。2002年10月至2007年3月，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间，关于文化工作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思考和实践。 

回顾和梳理习近平这一时期抓相关工作的思想和工作方法，不仅有助于全面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发展进路和丰富内涵，而且能为各级领导干部在新时代新征程做好相关工作提供精神动力、案例指导和方法指引。

一、价值观上，坚守人民立场

马克思主义将历史的主体归结为现实的人，并以“现实的人”为逻辑起点，探寻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我们在进行物质资料生产的同时，文化正由人的实践活动而被有意识地创造出来，并经人的活动获得再生产。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和见证者，也是文化发展的主体力量和最终受益者。

（一）文化来源于人民

文化源于人民实践。文化是一定时期人们社会实践和真实情感的体现。2003年，在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大省建设座谈会上，习近平强调文化创作人员要“提炼浙江群众实践中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原料”[1]。只有真正做到与时俱进、与民同心，才能创作出具有历史厚度和文化深度的经典之作。2006年，以现实生活为原型的浙商题材电视剧《十万人家》出品，唤起观众情感共鸣，成为2006年度浙江省文化精品工程重点扶持项目。

文化发展的动力来自人民对文化生活的需要。“弄清‘实际’本身的情况，是从实际出发的前提。”[2]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和愿望是非物质形态的实际，把握好这个实际，是进行文化创作的前提。正是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催生了源源不断的文化供给。在开展文化工作的过程中，习近平尊重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群体的不同文化需要，始终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基本要求。2005年8月，习近平在乌镇古镇现场调研，根据古镇的地域特点，提出要“给古镇植入现代的、年轻人喜欢的文化”[3]。

人民是文化创造的主体。人民群众不仅是物质生产资料的创造者，也是精神文化财富的创造者。习近平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激发人民大众的文化创造力，发动广大群众参与到文化建设事业中来。他尤其注重对文艺队伍的培养，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多次到中国美术学院考察，调研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他还提出要逐步建立多出精品、多出人才的文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以调动和保护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为浙江文化的持续繁荣发展奠定人才基础。

（二）文化发展为了人民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将其终极追求定格在人的彻底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之上。早在青年时期，习近平就下大功夫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并通过深入农村厚植了为民情怀，把为民初心作为激励自己不懈奋斗的内生动力。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坚持向党中央看齐，将以人为本的理念纳入文化工作的各个领域，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文化建设的最终目的。

在做好新闻舆论工作方面，习近平提出“为党为民、激浊扬清、贵耳重目”的要求，强调要充分考虑人民利益和诉求，确保党的主张符合人民意愿和期望，向人民传递科学的价值观念和高尚的道德情操。他不仅提出了要求，还身体力行、率先垂范。2003年2月至2007年3月，习近平在《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上发表232篇短论，注重用生动活泼的语言来表达思想、讲述道理，让群众听得懂、记得住。

在发展文化产业方面，习近平重视文化产品的先进性问题，阐明文艺创作的基本立场和价值追求。在他的指导和支持下，文化产品供给不断丰富优化。2004年，浙江横店影视产业实验区成立，成为全国首个国家级民营影视产业实验区。2005年，杭州电视台首播500集动画片《天眼》，获得大众好评。2006年，第二届中国国际动漫节在杭州举行，浙江成为国内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动漫产业中心。在振兴国产动漫产业的过程中，习近平坚持将实现人民群众的文化利益放在首位，坚持文化产业的价值不能用钱衡量，要能够为青少年提供健康的精神食粮。

在发展文化事业方面，习近平指出，“努力建立健全公益性文化事业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能力，把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真正落实到实处。”[4]在他的亲切关怀下，浙江美术馆、西湖文化广场、杭州大剧院、中国水利博物馆等一批重点文化设施相继建成使用，实现了几代浙江人民的梦想，首届中国越剧艺术节、第七届中国艺术节等群众性文化活动得以成功举办，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

文化本身即“人化”，习近平将文化的价值旨归落于人自身，把文化事业定位为养人心志、育人情操的事业，人与文化、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对象性关系正在消弭，文化不再只是相对于人而言的客体，而是“物我一体”“和合共生”。

二、认识论上，加强战略谋划

辩证法坚持普遍联系的观点，将过去、现在和未来，局部和大局、部分和整体联系起来，铸就了系统思维。战略谋划不是四面撒网，也非囿于一隅，而是在科学认识文化重要性的基础上，把文化建设作为一个系统整体来考察，站在全局分析问题，作出判断，形成文化发展战略布局。

（一）高度重视文化力量

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间，高度重视文化力量，立足于浙江的深厚文化底蕴，坚持走具有中国特色、浙江特点的文化发展之路。

早在河北正定工作时期，针对领导干部队伍中存在的把精神文明建设作为“软任务”的错误思想，习近平就明确提出要“真正把精神文明建设当作战略方针来抓”，此时的他就已经注意从战略高度出发思考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浙江工作时期，习近平坚持用战略的思维、时代的要求、发展的眼光来审视文化建设，厘定了文化的内涵，阐述了文化的作用、文化建设与增强浙江文化软实力之间的关系等重大问题，提出了“文化是灵魂”“文化即‘人化’”“文化育和谐”等重要论断。

文化的力量是由内而外、由古到今的文化自信使然。习近平立足浙江的实际，注重挖掘浙江文化传统和浙江精神的力量。履新浙江当月，习近平就来到嘉兴南湖，参观红船遗址，之后撰写文章，首次提出并阐释了“红船精神”，红船所承载的不仅是铸就在中华儿女心中的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也是推进浙江发展的精神力量所在。

文化自信不是钻在故纸堆里，而是要不断地与时俱进，在传承基础上激发文化创新创造的深远力量。将浙江的文化底蕴和文化传统与时代精神有机结合，习近平提炼出独具特色的“浙江精神”，并持续补充和丰富浙江精神的内容。2006年2月，习近平撰文指出，要在坚持浙江精神的基础上，进一步培育和弘扬“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的精神[5]，这12个字不仅是对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的深刻总结，是浙江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现，也是广大浙商不断开拓进取的价值取向，成为浙江发展对外经贸合作的一张名片。

（二）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方向和道路、立场紧密联系，加强战略谋划必须要把准方向。坚定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明晰了文化发展的战略方向，为浙江文化建设工作始终沿着正确道路前进、广泛凝聚思想共识、增强文化自信自觉提供前提和基础。

2002年12月，在省记协第七届理事会和省作协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明确指出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必要性。现象是事物间的表层联系，规律是事物间本质的、稳定的联系。尊重规律，将当前问题放在发展过程中进行把握，进行带有明显长远眼光的思考，才能把握正确的前进方向。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中形成的，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互契合，只有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才能统领意识形态，占领思想文化阵地，消除负面文化或劣质文化的影响。

2005年7月，浙江省委召开十一届八次全会，专题研究浙江的文化发展问题。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是习近平主政浙江时期一项重要文化决策，其中从八个方面系统总结了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经验启示，为开展文化工作提供了基本原则和实践依托。

（三）在总体布局中统筹文化发展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多次使用“总体”和“整体”的范畴，其中，前者更强调事物的过程性，后者更强调事物的整体性，二者集中体现了马克思的全局观。马克思运用总体方法，将现代社会视为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整体，并将这种发展视为趋向总体的矛盾运动过程，在这一矛盾运动过程中，部分在有机整体中获得了新的性质。

习近平主政浙江期间，立足实际，为浙江发展擘画战略蓝图，作出了实施“八八战略”的重大决策，从八个方面的优势和八个方面的举措形成了引领浙江全面走在前列的总纲领。习近平立足“八八战略”整体，注重在总体布局中审视文化发展，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环境、要素、层次等辩证关系中推动文化发展。

一方面，“进一步发挥浙江的人文优势，积极推进科教兴省、人才强省，加快建设文化大省”作为“八八战略”的一部分，不仅为“八八战略”总体方略提供了文化领域的思考与内容，而且与其他战略间保持着紧密互动。习近平坚持把文化建设放到浙江新发展的大环境中。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不仅渗透于其他软实力的各个环节和要素中，而且可以转化为新发展的硬支撑。2004年习近平就有了文旅融合的理念，提出要“把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融入旅游经济发展之中”[6]，这种融合不仅孕育了更多承载浙江文化内涵、人文精神的旅游精品，而且带动了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加快建设文化大省本身也是一个有机系统，涉及文化建设的各个要素和方方面面。习近平善于将要素间的相关性纳入对文化建设整体的考察中，要求着眼于增强先进文化的凝聚力、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提高社会公共服务能力，实施文明素质工程、文化精品工程、文化研究工程、文化保护工程、文化产业促进工程、文化阵地工程、文化传播工程、文化人才工程。其中，“三个力”突出了文化的思想价值、经济属性和社会意义，“八大工程”是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战略举措，它们之间并非平行和并列的关系，而是环环相扣、内在统一，为文化建设抓住了关键要素，强化了战略重点。

三、实践论上，突出问题导向

问题意味着事物的矛盾。事物内部互相对立的方面，存在着既斗争又同一的矛盾关系，正是在不断的矛盾运动中，推动事物整体的发展变化。习近平具有敏锐的问题意识，善于在文化调研中发现问题，并敢于直面问题，将所要解决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条件放在一起统筹考虑，主动突破，干在实处，走在前列。

（一）注重文化调研

习近平关于浙江文化建设的战略谋划并非凭空得来，而是建立在扎实的调查研究基础上。通过调查研究，捕捉现实中存在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透过现象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找到事物的本质，从中掌握和预测未来发展趋势。

每次重大决策或工作部署前，习近平总要进行系统的调研，选择调研时机，厘定重点领域，确定调研方式，不仅到一线实地调研，获取一手资料，而且多方听取专家的判断、群众的意见。浙江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就是在广泛的调研中形成的，在调研中挖掘浙江的人文优势，构建起加快推进文化大省建设的整体框架。

人要解决的问题是基于现实，由现实产生和提出来的，同时，人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条件也是由现实形成和提供的。注重文化调研，还体现在从实际需要和水平出发，将工作的着眼点放在切实可行的基础上，创造条件，推动文化资源短板转化为文化资源优势，促成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优势。习近平每次到基层调研都深入细致，通过调研发现新问题，形成工作新思路。如在衢州调研时，习近平详细了解孔氏南宗的历史沿革，提出深入挖掘和弘扬孔子文化，将“南孔圣地”打造成了衢州的城市品牌。

（二）以点带面

一般寓于个别之中，只有深入地认识个别，才能真正把握一般。通过对个别具有代表性的局部现象进行有重点的突破，从中找出事物内部的必然联系，可以得出一般结论，以指导全面工作。

文化建设虽然要兼顾各个方面，但在推进的过程中不是同步用力、平均用力，而是内在包含了先后、主次、缓急的差异。例如，文化研究工程由时任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担任指导委员会主任，梳理浙江人文遗产，赓续文化血脉，是基础、是源头，凝聚激发浙江精神，调动起了浙江人民的积极性，不仅带动文化领域实现全面发展，还推进浙江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开启地方文化基因研究的浩荡大幕。习近平同志关心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注重打造农村文化阵地。2006年，他批示表扬“钱江浪花艺术团”在搭建文化服务基层平台和创新文化下乡形式方面所做出的积极贡献，进而嵊州、衢州、平阳、景宁、庆元等地掀起文化下乡的热潮，为更多村民带来精神文化享受。

试点先行也是以点带面的一个直接体现。在实际工作中，坚持重点突破并非轻而易举，明确重要领域和重要方面后从哪个点切入、如何突破，如何从具体的点中总结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用于指导整体的工作，需要一个探索和确证的过程。例如，2003年，习近平从公益性文化事业的改革和发展、经营性文化产业的改革和发展、文化管理体制的改革三个方面抓好文化体制改革，以充分发挥浙江作为全国仅有的两个文化体制改革综合试点省之一，在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交流中的引领带动作用。

（三）干在实处

干在实处，“干”字当头，要在“实”处，可以从两个方面把握其中的方法论意蕴。

第一，勇于担当，该干的坚决干。2004年，浙江已成为全国第四个GDP超万亿元的省份，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呈现爆发式的增长，文化发展被摆到了突出位置。加快建设文化大省，涉及面广，要事繁多，干在实处怎么干？理出清单，一个一个接着干、全力干。例如，第七届中国艺术节事关人民群众文化权益，习近平现场调研，多次表态，不仅要保质保量完成筹备工作和演出场馆的建设，还要探索全新模式和路径，真正让人民参与进来，为下一届中国艺术节提供有益经验。实施西湖综合保护工程、建设京杭大运河、抢救振兴永嘉昆剧、修复金华市磐安县古茶场传统建筑等事关文化遗产保护，必须怀敬畏之心，以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高度自觉，在精心保护中守住文化传承根脉。

第二，不蛮干，不该干的坚决不能干。在浙江工作时期，习近平注意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保护之间的关系，强调在发展经济，推进现代化、城市化的过程中，不能破坏具有文化价值和地方特色的历史建筑。正是习近平责令关停严重破坏良渚遗址群生态环境的多家石矿场，及时保护良渚文化遗址，良渚遗址的考古和建设工作才可能不断取得新成果。

结语

世界观是影响领导干部能力的决定因素和内在源泉。任何领导干部，想干事的动力一定源于内心对党的热爱和对人民的深厚感情，干成事的能力发轫于日常工作应对复杂矛盾和利益诉求的砥砺磨练。方法论是领导干部在复杂环境中做出高质量决策、高水平执行的关键。从世界观方法论视域下研究习近平浙江工作时期的文化工作，还要侧重于从实践逻辑中理解其回应和解决文化领域所面临的实际问题的特点。从价值观、认识论、实践论三个维度追溯习近平同志主政浙江时期的文化工作，要看到，其虽然在现实针对性上有所侧重，但并不是各自孤立、相互离散的，而是一整套生成并统一于文化发展进程中的系统的智慧结晶。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个从实践中产生，经过从感性具体到理性具体的思维路径，又回到实践，在实践中全面展开并接受检验的历史过程，它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向前进到了较高的一级，但又是一种对先前阶段的整合，而它最终被作为科学的思想体系确立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实现的，这种发展的方法论将始终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

从发挥浙江的人文优势，加快建设文化大省到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工作的思考和实践都能在浙江找到根源，寻到足迹。尽管时代变迁，不同历史阶段文化工作重点也不一样，但习近平秉持的很多观点和立场具有穿越时空的意义，至今仍管用好用。当前，面对“两个大局”的深刻呈现和持续演化，做好文化工作迎来了新的挑战。对习近平文化思想进行历史追踪，阐明其在一脉相承基础上的创新，深化对其内涵的理解，可以为各级领导干部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启发和指南。

参考文献：

[1][4]习近平.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332，330.

[2]孙晓莉，普淑玲.坚持人民至上：理论逻辑、科学内涵与实践路径[J].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23（1）.

[3]本书编写组.干在实处 勇立潮头——习近平浙江足迹[M].北京：人民出版社，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22：236.

[5]习近平.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N].浙江日报，2006-2-5.

[6]习近平.之江新语[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