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回顾】

“夏都”二里头：六十年，再探索

为期两天的“纪念二里头遗址科学发掘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结束了，但对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学研究、对夏文化的探索显然并不会因此而降温。

1959年，古史学家徐旭生依据文献线索在河南寻找“夏墟”时，发现了位于洛阳偃师的二里头遗址，由此开启了考古学界对二里头的发掘和研究。在这里发现了中国最早的“紫禁城”、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及铸铜作坊、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最早的双轮车辙……迄今的发掘和研究表明，二里头遗址是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是研究中国早期国家形态、探索夏商王朝分界的关键遗址。

会议期间，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二里头夏都遗址的定名也是关注的热点。李伯谦、王巍等多位专家表示，根据现在的考古研究和文献资料，将二里头定性为夏都遗址是合适的。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张立东指出，先秦文献多次提到夏王朝的中心区域在洛河、伊河一带。二里头文化的年代与夏代中晚期基本相合，主要分布区域在今河南省中西部，东起豫东的杞县，西到关中东部，北以沁河为界，与文献记载的夏代疆域大致相合。

在博物馆里可以见到二里头文化的许多标志性文物。二里头遗址出土了数量众多的鼎、尊、爵、觚、盉等陶器，爵、钺、戈、鼎等青铜器，钺、戈、刀、璋等玉器，构成了比较完整的礼器系统，也反映了相当高的社会复杂性，奠定了二里头遗址在整个二里头文化中的中心地位。

绿松石龙形器是二里头遗址出土的最著名文物之一，在博物馆中展示了它的复制品。2002年春，二里头遗址宫殿区一座贵族墓中出土了一件大型绿松石龙形器，整器长约70厘米，由2000余片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片组合而成，每片绿松石的大小仅有0.2—0.9厘米，厚度仅0.1厘米左右。这件龙形器显示了二里头高超的绿松石器制作工艺。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邓聪通过对贾湖遗址及二里头遗址出土绿松石制品进行分析，推测8000至9000年前绿松石已经在黄河上游和下游出现，在青铜器时代达到最高峰。

科技考古对于二里头遗址的研究一直引人注目。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张雪莲通过对二里头遗址34例人骨的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指出，二里头的人群以碳四植物（主要指粟）为主食，属于一般旱作农业区人群的食物特征。研究员赵志军根据二里头遗址浮选结果判断，遗址出土水稻遗存所占比重超过了黍、接近粟，这可能与二里头遗址作为都城收取贡赋有关。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许宏从二里头都邑的礼制遗存观察到了两次大的礼制变革。第一次礼制变革大约发生在二里头文化第二、三期之间至三期早段。宫城从无到有，宫殿区建筑从多进院落到成组的、具有中轴线规划的基址。礼器方面，则是在最早的空腔铜礼器——铜铃加绿松石镶嵌器的组合之外，变陶爵为铜爵，开启了青铜酒礼器为核心的时代。第二次大的礼制变革发生在二里头文化第四期的早、晚段之间。若干大型建筑工程局部受损，新建者都依托于既有建筑，而铸铜作坊和绿松石器作坊则延续使用。最令人瞩目的是出现了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包括酒器斝、封顶盉、觚、食器鼎等礼容器和戈、钺、长身战斧等礼兵器。墓葬所见青铜容器和玉器等礼器的数量和质量均超过二里头文化第三期至四期早段。这样的观察对于研究夏商分界意味深长。

二里头工作队副队长赵海涛坦言，二里头已开展过田野工作的区域分布尚不全面、不均衡，对遗址钻探、发掘的空白点还比较多，持续的考古工作依然是今后长期的重点。

碳十四测年数据显示，二里头文化延续的年代仅有300年左右，与《竹书纪年》中所说471年的夏代纪年仍有不小的差距。很显然，二里头文化包含不了整个夏文化。年代稍早于二里头文化又与其文化特征最为接近的是新砦文化。今年也是新砦遗址发掘40周年，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魏继印等学者认为，新砦遗址是探索夏文化的来源、打开“早夏”之门的一把钥匙，值得更深入的考古和研究。

应该说，之前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均在夏文化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解决了一些问题，也遗留了一些问题，更提出了很多新问题。相信以此次二里头发掘60周年纪念为起点，夏文化的探索会取得更多的成果。

（以上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10-29）

二里头遗址，揭示古老文明的无字天书

走进二里头工作队驻地大门，一只花色小狗摇着尾巴跑来。“它叫‘手铲’，一岁多了，附近村民送的。”二里头工作队队员介绍道。一问才知，手铲其实是考古队员划定土层的常用工具，进行精细刮、铲作业时必不可少。

二里头本是中原腹地的一个普通小村庄，处于伊河、洛河之间，隶属于河南洛阳偃师市。1959年，古史学家徐旭生依文献线索寻找夏王朝遗址，他认为，最可能找到夏文化遗存的有两个区域，其中之一便是洛阳盆地附近，二里头遗址由此被发现。

10月19日，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开馆，集中展出2000余件藏品。“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建立，有利于阐释早期中国形成的历程，让公众更好地认知、了解中华文明悠久的历史，将成为国内外了解中华文明的又一个文化高地。”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说。

找到“最早的十字路口”

1300平方公里的洛阳盆地，西高东低，伊、洛两河横贯其中。从夏商至唐宋间的两千余年时间里，有10多个王朝曾在此区域建都。“一个并不太大的盆地作为权力中心，这在全球文明史上都极为罕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许宏说。

站在二里头村，向北眺望，远处逶迤的山岭就是邙山。邙山南的洛阳盆地内，平原广袤，地势平坦开阔，交通便利，气候温暖，物产丰饶，能够养活大量人口，今天仍是中国人口最密集的区域之一。

已有学者对二里头文化繁盛时期的人口进行了估算，虽然结论并不完全一致，但差异不大，二里头当时的人口应在2万人以上。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与二里头同时期的普通聚落人口一般不超过1000人。许宏认为，“人口增长是社会复杂化和国家出现的重要契机。”

道路是城市的骨架和动脉，在对二里头遗址的探索中，找寻主干道是一项重要工作。

根据勘测记录，考古队在20世纪70年代便在2号宫殿基址东侧探明了一条南北向大路，当时追探出200多米，因麦田浇水终止。20多年后，当许宏在已经发黄的图纸中找到这一线索时，兴奋之情难以抑制，他预感这条大路是揭开二里头都邑宫殿区布局的一把钥匙。

本世纪初，考古队不断向南北推进，最终确认这条南北向大路长近700米。而在当时，有老乡说，他家地里的小麦长得不好。根据田野考古常识推断，这最有可能是因为地下有质地细密的夯土建筑基址，导致土壤结构异常所致。经过钻探，结果出乎意料，阻碍地下水下渗的遗迹不是夯土建筑，而是坚实的路土。考古队员顺藤摸瓜，发现居然有一条东西向的大路，与之前宫殿区东侧大路垂直交叉，主干道的十字路口找到了，许宏称其为“中国最早的十字路口”。随后，第三条和第四条道路也相继被找到。至此，二里头都邑中心区纵横交错的井字形道路网重见天日。

已发现的4条大道，宽阔整洁，走向与1、2号宫殿基址围墙方向基本一致。这种方向定位在二里头遗址具有高度一致性，被考古队员称为“二里头方向”。

“这一道路网既是交通孔道，又起着分割城市功能区的作用，是迄今为止我国最早的城市道路网，布局与方位概念显示了二里头都邑极强的规划性，这是作为权力中心的政治性城市的显著特征。”许宏介绍。

二里头都邑中心区分布着宫城和大型宫殿建筑群，外围有主干道网连接交通，二里头遗址也被认为是规划缜密、布局严整的大型都邑，而其中的宫城系古代都城中最早的宫城遗存。

延续“考古学者的探索”

许宏这样评价二里头遗址对中华文明的意义，“二里头遗址地处古代文献所记载的夏商王朝的中心区域，二里头文化的年代也大体在夏王朝至商王朝早期的纪年范围内。因此，二里头遗址理所当然地成为探索早期王朝文明的关键性遗址。”

鲜为人知的是，二里头遗址的很大一部分其实并不在二里头村地界，而是在紧邻二里头村东南面的圪当头村。

随着跨越一个甲子的发掘，古老文明的面貌逐渐清晰。在二里头出土的众多文物中，有一条令人惊艳的绿松石拼成的中国龙。在3号墓清理过程中，墓主人骨骼显露之前，已经有一些细小的绿松石片开始露头。“开始并不惊奇，根据以往经验，应该是镶嵌绿松石牌饰的组件，但随着揭露面积扩大，我们意识到碰上了十分重要的发现。”许宏说。

大大小小2000多片绿松石片，从墓主人肩部开始，直到胯部一带，呈龙形蜿蜒分布，每片绿松石大小仅有2—9毫米，厚度仅0.8—1毫米，总长超过70厘米。“迄今为止在二里头遗址周边收集到的，以及藏于世界各大博物馆的镶嵌牌饰仅有10余件，大部分长度只有15厘米左右。”在《最早的中国》一书中，许宏如是记述，“其用工之巨、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中国早期龙形象文物中十分罕见。”

如今，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和考古遗址公园都已开放，展示过去60年发掘的重大收获，但遗址更完整的面貌仍有待考古工作者的持续探索。

（以上来源：新华社客户端，2019-10-21，作者：史一棋）

二里头遗址科学发掘60年纪事 揭开夏朝都城的“神秘面纱”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日前在古都洛阳正式开馆。这座博物馆不仅展现着中国最早的王朝———夏朝中晚期都城遗存的动人故事，也以最早的青铜礼器、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等多种类文物及通过现代高科技手段，呈现着3800年前先民们生活的动人图景。

发掘一甲子

二里头本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地处于伊河、洛河之间，隶属于河南洛阳偃师市。1959年，著名考古学家徐旭生依据古代文献寻找夏王朝遗址。他认为，最可能找到夏文化遗存的有两个区域，其中之一便是洛阳盆地附近，二里头遗址由此被发现。

倏忽60载，二里头考古工作一直在持续。以二里头遗址考古队首任队长赵芝荃、第二任队长郑光、现任队长许宏为代表的三代中国考古人，把青春和汗水都献给了二里头考古事业。

到目前为止，这里已经发现了迄今可确认的中国最早的双轮车辙、最早的有中轴线布局的大型“四合院”式宫室建筑群、最早的成组多进院落宫室建筑群、最早的大型围墙官营作坊区、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和玉质礼器群。

更为令人震惊的，是这里已经发现迄今可确认的中国最早的“井”字形城市主干道网、最早的“紫禁城”——二里头宫城、最早的国家级祭祀遗迹和祭祀区域、以及中国最早的青铜铸造作坊和“龙图腾”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

“很多考古大发现都出自偶然，比如秦始皇陵、郑州商城等，但偃师二里头遗址却是个例外。司马迁著的《史记》中记载：‘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1928年，随着安阳殷墟的试掘，证实了商王朝的存在。《史记》中记载的‘夏’到底在哪里？学界却争论不休。”许宏介绍说，“1959年，已经年过七旬的著名考古学家徐旭生率队，自北京出发，带领学生周振华、方酉生等人来到陕西和山西，进行‘夏墟’调查。最终，他们把注意力聚焦到河南洛阳盆地东部的偃师市翟镇镇的二里头遗址。这也是中国首次明确以探索夏文化为目标的田野考古。后来，他据此行写出了著名的《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二里头自此一举成名。”

也就是说，二里头遗址所处的河南洛阳盆地，其实位于河洛文化的核心区，南临古伊洛河、北依邙山、背靠黄河，地理位置险要。“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是中国历代王朝所追求的地理正统观。

学术界认为，二里头遗址是迄今所知东亚地区青铜时代最早的大型都城，探索中国早期文明和国家起源、夏文化、夏商王朝纪年及其分界的关键性遗址。

“二里头遗址地处古代文献所记载的夏商王朝的中心区域，二里头文化的年代也大体在夏王朝至商王朝早期的纪年范围内。”许宏说，“因此，二里头遗址理所当然地成为探索早期王朝文明的关键性遗址。”

呈现夏都故事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建立，将有利于阐释早期中国形成的历程，让公众更好地认知、了解中华文明悠久的历史，将成为国内外了解中华文明的又一个文化高地。”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在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开馆仪式上说。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洛阳市政府共建、共管的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博物馆项目占地约246亩，总投资约6.3亿元，总建筑面积约3.2万平方米，展品总量2000多件（套）。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副馆长赵晓军说：“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基本陈列包括第一王朝、赫赫夏都和世纪探索三部分，系统地展示了夏代历史、二里头遗址考古成果、夏文化的探索历程及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成果。展厅还通过文物、图版、浮雕、沙盘、VR体验、互动游戏、模拟展示、视频播放等多种展陈形式，让游客深入了解展品历史背景，拥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二里头博物馆的整个外围及内部局部的装修都采用全手工夯土墙工艺，这是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最大的夯土单体建筑。”二里头博物馆首席设计师、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李立介绍说，“夯土技术的运用，是二里头博物馆规划设计和建设的核心技术。夯土筑城，中国古代建筑独有的优秀传统理念上得到充分体现。”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建成开放，将为观众提供亲眼看见夏代先民遗留下来的生活用具、生产工具、装饰品及礼仪用品，了解当时社会发展状况、人们生活面貌和创造能力的空间，提高文化自信，从历史中汲取营养和动力。”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表示。

“新开馆的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藏品类型涵盖青铜器、陶器、玉器、绿松石器、骨角牙器等，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形成规模和体系，集中展示了二里头遗址的丰富内涵。”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副队长赵海涛说，“同时，相邻的二里头考古遗址公园占地约1000亩，对两处宫殿遗址和‘井’字形道路实施了原址保护展示，对古洛河河道进行了景观复原，最大限度保护了遗址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镇馆之宝集中亮相

在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中，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以及乳钉纹铜爵和网格纹铜鼎等重点文物首次亮相。

对于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一条绿松石拼成的中国龙的发掘过程，许宏记忆犹新。2002年春，在清理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宫殿南院的一座墓葬时，考古工作者发现了这件绿松石龙形器。在3号墓清理过程中，墓主人骨骼显露之前，已经有一些细小的绿松石片开始露头。“开始并不惊奇，根据以往经验，应该是镶嵌绿松石牌饰的组件，但随着揭露面积扩大，我们意识到碰上了十分重要的发现。”许宏说，“大大小小2000多片绿松石片，从墓主人肩部开始，直到胯部一带，呈龙形蜿蜒分布，每片绿松石大小仅有2—9毫米，厚度仅0.8—1毫米，总长超过70厘米。迄今为止在二里头遗址周边收集到的，以及藏于世界各大博物馆的镶嵌牌饰仅有10余件，大部分长度只有15厘米左右。”

这件绿松石龙的龙头隆起于托座上，呈浅浮雕状，吻部略微突出，以三节实心半圆形的青、白玉柱组成额面中脊和鼻梁，眼睛呈梭形，轮廓线富有动感，以顶面弧凸的圆饼形白玉为睛。龙身略呈波状曲伏，中部出脊，绿松石片组成菱形主纹象征麟片，分布于全身，龙尾呈圆弧隆起，非常逼真，若游动状，跃然欲生。“其用工之巨、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中国早期龙形象文物中十分罕见。”

与绿松石龙形器同时展出的，还有一件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同样精美绝伦。这件铜牌长约16.5厘米，宽8至12厘米，以青铜铸成主体框衬，整整齐齐地镶嵌着数百片绿松石，虽历经三千多年仍无一松动脱落，工艺精湛，保存得非常完好。

据介绍，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是一种极具二里头文化特色的艺术品，属于礼器范畴。“这件1984年出土于二里头遗址11号墓的铜牌，以青铜铸出的圆角凹腰状的牌体正面弧凸，上铸兽面纹，再以细小的绿松石片镶嵌其中。”赵海涛介绍说，“这件铜牌出土时，墓主人骨架已朽，只剩下几颗牙齿，随葬品众多，有铜爵、铜铃、璧、圭、刀和漆盒等器物。这个造型、工艺堪称完美的兽面镶嵌绿松石铜牌饰保存得非常完好，它静静地安放在墓主人胸前。”

目前，偃师二里头遗址共出土这样的铜牌饰3件。这类器物一般出土于墓主人的胸腹部附近，两侧各有两个穿孔的纽，或许是缝于衣服上的。该类铜牌饰常以青铜铸成主体框衬，四角纯圆，略呈亚腰形，上部略宽，下部内收，两侧各有对称环纽，其上饰有兽面纹，兽面之间镶嵌着数百片绿松石。绿松石丝丝入扣，虽历经三四千年仍无一松动脱落，足见工艺之精湛。

这件铜牌的发现，将我国镶嵌工艺的出现时间提前了一两千年。在此之前，史学界一直认为，我国成熟的镶嵌工艺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而从这件铜牌饰来看，在夏代，镶嵌工艺已相当成熟，成为一门独立艺术——青铜镶嵌艺术。

据此推测，在原始社会时，镶嵌工艺已经开始萌芽。同时，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牌饰均有兽面纹图案，也开启了青铜器上饰兽面纹的先河。

除此之外，在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中，镇馆之宝还包括乳钉纹青铜爵。这件青铜爵于1975年在二里头遗址被村民发现，是迄今我国发现最早的完整青铜酒礼器之一，被称为“华夏第一爵”。

该乳钉纹青铜爵高22.5厘米，流尾长31.5厘米，壁厚0.1厘米。钉形短柱，束腰平底，腹部一面有两道凸线，中间排列5颗乳钉，右侧有便于端握的耳形握手，下部为三根尖足，细长，向外撇。杯口窄长流、尖长尾，斟酒时，酒从长流中流出，制作精美，堪称国之瑰宝。

乳钉纹铜爵是夏代青铜冶铸技术的实物见证，是王权的象征。这件青铜爵的内外范浇筑新工艺，代表着中国青铜铸造的飞跃性发展。

（以上来源：人民政协报，2019-10-31，付裕）

【数据分析】

1959年，著名古史学家、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旭生研究员为调查“夏墟”，率队于5月16日发现二里头遗址，认为“在当时实为一大都会，为商汤都城的可能性很不小”，赵芝荃和高天麟先生复查确认这里是一处大型遗址。1959年秋，河南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队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分别在二里头遗址进行试掘，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独立承担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工作，至今已经60年整。60年来，累计发掘面积达4万余平方米，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二里头遗址是迄今为止可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王国都城遗址，是研究中国早期国家和文明形态的重要对象，在夏商历史与考古学研究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重大学术价值。

这六十年间，二里头遗址的田野工作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从对二里头遗址的现存范围及成因、遗址的宏观布局到聚落的历时性变化等，学界取得了都前所未有的认识。在田野考古的基础上，学界对二里头的文化研究也在不断深入，已由对二里头文化的本体研究逐渐转向对当时社会生活状况的研究，如礼乐制度、都邑规划和居住形式、疆域控制体系、人口、音乐艺术等等。与此同时，对二里头遗址的开发利用也在同期进行，20世纪80年代末便有《建设二里头博物苑建议书》成为全国人大正式提案，而今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已正式建成并对外开放。

二里头遗址发现60年来，各级政府机构、干部群众、国内外专家、民众的关注和支持，有力促进了工作的开展。而这60年，凝聚了三代考古人的青春和汗水。这一甲子是中国考古学发展的缩影，收获了“二里头遗址的范围”“二里头文化分期”以及“推进了二里头文化性质的研究”等重大成果，一次又一次刷新“中国之最”。60年来的考古发掘虽然取得了重大的收获，但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的总体面貌仍有深入揭示的空间。已开展过田野工作的区域分布尚不全面、不均衡，遗址钻探、发掘的空白点还比较多，持续的考古工作依然是今后长期的重点，需要一代一代人的接力。

来源：文化大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