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回顾】
古籍善本数字化，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在承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诸多载体中，古籍善本无疑是内容最丰富、价值最高者之一。当前经过全国古籍普查以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编纂、修订等工作，我国古籍善本的家底已基本摸清，这使得对相关古籍的保护、修复更具针对性。同时，文化部、国家图书馆等部门陆续推出“中华再造善本数据库”“中华古籍资源库”等项目，为实现我国古籍善本的数字化迈出积极步伐，为相关古籍的利用提供了便利。
以数字化作为古籍善本保存手段是时代发展必然趋势
在我国存世的善本古籍中，宋以前的寥寥无几，而宋代古籍今亦非常稀见，有“一页宋版，一两黄金”之称。之所以更早期的古籍会逐渐消失，多与战争、自然灾害、鼠啮蠹蚀及生态环境等不可抗拒的因素有关。从这一角度讲，时间久远的古籍渐次消亡是不可逆转的规律。为了能让相关古籍保留下来，缩微胶片成为重要的手段之一。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的带动下，我国各大藏书机构便开始了古籍善本的缩微胶片制作工作。在数字化时代来临之前，缩微胶片成为了保存古籍的重要方式。
但缩微胶片有其不足。一方面绝大多数缩微胶片为黑白胶片，全真彩色胶片的数量非常有限。而在黑白胶片中，古籍原有的朱书、蓝书等彩色信息，甚至包括一些较淡的墨书，往往都无法显示。同时，缩微胶片仅复制了古籍的正面，对于公文纸本文献等双面书写古籍的背面，却未予关注。因此，目前缩微胶片所能提供的古籍信息量不够全面，且清晰度有限。另一方面，并非所有的古籍善本都拥有缩微胶片，虽然至今已对数万种古籍进行过缩微处理，但相较于19万种左右的古籍而言，胶片的数量依然不足。
相对于缩微胶片，经过高清晰数字化处理的图片，可以更全面、真实地反映古籍的文本信息。因此，在当今数字化的时代背景下，利用数字技术对相关古籍善本进行高清晰处理，无疑是保存古籍有效的手段，而从当前欧美等国家的做法来看，这也是当今世界保存古籍的新趋势。
数字化是解决保护与利用的最佳方案
古籍的保存，其最终目的是为传承中华传统文化服务，而要实现文化的传承，古籍必须得到利用。然而，古籍的保护和利用却是一对矛盾体。对古籍的保管机构和管理者而言，其重要职责是尽可能地使古籍不受损坏，让古籍更久远地保存下去。因此，相关机构不仅建立了较为严苛的阅览规章，如国内外比较通行的做法是，凡有缩微胶片者，不允许查看原书，甚至有些年代久远的古籍即使没有胶片也基本不能查看原书；而且，在湿度、温度等不达标的情况下，不允许查看原书，且只能抄录，不能拍照等。而且，有些藏书机构视某些古籍善本为“镇馆之宝”，不允许出库，也即无从阅览。为此，蒋寅先生曾发出“只有使用才能实现古籍文献保存”“只有使用才能使古籍获得最完整的保护”的呼吁。
古籍保管机构和管理者是古籍的守护者，而阅览者、使用者，则是古籍承载文化内涵的发掘者、传承者、传播者，两者对于古籍善本而言，都非常重要，古籍善本的保护和流传，缺其一而不可。然而，在当前缩微胶片所提供的信息不足，古籍原件查看又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势必造成保护者与利用者之间的矛盾。
要解决这一矛盾，古籍善本的数字化无疑是最佳方案。通过对古籍的数字化扫描，一方面可以使相关古籍免受阅览带来的伤害，更好地保存古籍；另一方面，又可以使读者全面了解相关古籍的文献信息。同时，数字化的传播平台还可以使读者足不出户即可实现对相关古籍的阅览，这大大节约了时间和人力成本，提高了利用效率。
古籍善本数字化将助推新时代文化繁荣和学术发展
古籍善本之所以广受学界、社会高度重视，主要源于其蕴含丰富的文化内涵与独一无二的文化内容。虽然当今我们已拥有《四库全书》、多种汉籍、古籍等数字化平台，但一方面相关数字化平台所使用的古籍往往并非是善本，即使有些善本被收录其中，如《四库全书》等，但该书的修撰者却对所收古籍进行了修改，一些古籍已失其原有面貌。另一方面，古籍善本中的很多孤本、珍本等至今未曾面世，其所载录的有关信息也无从得知，而有些已知善本，其相关信息没有得到充分发掘。因此，将古籍善本数字化，使其所载信息全面、清晰地展现出来，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从目前成功的例子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数字化带来的魅力。如上海图书馆藏宋刊元印公文纸本《增修互注礼部韵略》一书，经数字化扫描，在该书纸背发现比较完整的元代户籍文书300多叶，涉及元代湖州路700多户的户口登记问题。这是近代以来有关元代户籍册的第一次大规模发现，其对于元代户籍制度研究具有无可替代的史料价值和意义，对于元代经济、政治制度等研究同样也具有重要意义。再如，经过数字化扫描处理的还有上图所藏宋元递修公文纸印本《后汉书》、宋刻宋元递修公文纸印本《魏书》、明公文纸蓝印本《毅庵奏议》等古籍善本。目前从前两者的纸背发现了明代“小黄册”文书，虽然“小黄册”此前已有发现，但此次发现为明代黄册制度研究提供了许多新信息，而在后者纸背发现的明代文、武官考语册，则属于首次面世，对进一步认识明代官吏考核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经过全面的数字化处理，古籍善本本身的文本信息不仅得以彰显，且将其附带的批校、题跋、印章、纸背文献等信息也有效地展现出来。大量新信息的出现，必将为今后的学术研究提供广阔的沃土，也必将为新时代中华传统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数字化是海外汉籍回归的有效方式
世所悉知，由于种种原因，自近代以来我国有大量的古籍流失海外。如美国的国会图书馆藏有汉籍达105万余册，所藏善本近2000种；再如日本的静嘉堂文库，也是闻名于世的汉籍收藏机构，仅其收藏的宋元本古籍就有250多种。
这些珍贵的汉籍善本，早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就引起了我国学者的注意，如王重民先生编纂出版《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录》等汉籍目录。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学界对域外汉籍的关注、研究日增，尤其是在我国传统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备受关注的今天，如何让这些汉籍善本“回归”，成为了学界和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
目前看来，除了纸本文献的回购、复印之外，相关文献的数字化处理不失为行之有效的手段。如从2010年开始，国家图书馆等机构与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开展了相关古籍善本的数字化合作项目，计划对该馆所藏4200多种汉籍善本进行数字化处理。目前，相关古籍的数字化已全部完成并成功上线，读者可以免费下载、浏览，这为古籍善本的利用提供了极大便利。因此，推进海外汉籍善本的数字化，无疑是目前实现相关古籍回归的有效方式。
古籍善本的数字化，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目前古籍善本的数字化虽已起步，但距离人们的期待还有很大的距离。因此，今后还需做好顶层设计，加快推进，避免重复建设，既要实现所有古籍善本的数字化，也要实现古籍善本的全面数字化，即不仅仅关注善本的正面，也要对其纸背文献等加以处理。同时，还要有国际视野，将海外汉籍善本纳入数字化的范畴，通盘考虑。相信随着古籍善本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中华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发展，必将迎来新的发展阶段。
（以上来源：光明网，2019-06-08，杜立晖）
国家图书馆积极推进古籍数字化工作
2016年9月28日，由中国国家图书馆(以下简称“国图”)创建的“中华古籍资源库”正式开通运行，在线发布善本古籍影像10975部;2017年12月28日，又在线发布《赵城金藏》1281部、善本古籍影像2070部……
截至目前，“中华古籍资源库”已在线发布古籍资源3.2万余部，让国图超过60%的古籍善本资源实现在线阅读。
数字化是最好的保护方式
作为我国古籍收藏最丰富的单位之一，国图上承宋元以来历代皇家珍藏，旁搜明清以降南北藏书家毕生之积聚，形成1500余部宋元名刊、27万册古籍善本、70万件特藏、160余万册普通古籍的海量珍贵古籍馆藏。《敦煌遗书》《赵城金藏》《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并称该馆四大专藏，可谓国之重宝。此外，国图还有甲骨卜辞、金石拓片、古代舆图、民族文献等无尽宝藏，其年代起自商周，迄于当代，充分展现出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古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要载体。然而，千百年来，许多珍贵典籍都不幸因各种因素及不可抗力而消失在历史长河。诚如明代藏书家叶盛所说：“夫天地间物，以余观之，难聚而易散者，莫书若也。”古籍保护工作关系到民族的未来，但如何才能实现有效保护?有一次，某位领导到国图参观时提出了这个问题，陪同参观的中国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脱口而出的是3个字——“数字化”!
开展古籍数字化服务，不仅能从根本上把虫噬鼠咬、水火之患屏蔽于古籍之外，还能彻底打破古籍阅览的时空限制，从根本上实现不同地区、不同单位、不同级别的读者在获取古籍资源上的真正平等。
团结一切力量，更多更快发布数字资源
我国中文古籍的数字化工作虽然起步晚，但起步至今，无论是规模还是水平都已远超海外，这一方面得益于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稳步推进，另一方面在于国图以有限资金，找到了一条快速发展的道路——在馆内开展数字资源建设的同时，积极对内促进“全国联动”、对外寻求“国际合作”，从而达成“更多更快发布古籍数字资源，努力完善古籍品种和版本，免费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的目的。
自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以来，国家加大了对古籍保护经费的投入力度，每年用于古籍数字化工作的专项资金在1000万元左右。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仅把现存已知20万个品种50万个版本的汉文古籍文献，每个品种和版本都选择一部进行数字化开发，加上图像采集、加工、标引、存储等费用，所需经费就高达60亿元，这还不算其他古代舆图、金石碑帖、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外文善本等特藏资源的数字化。
“在有限的资金下，国图于2012年首先启动了馆藏善本缩微胶片的数字化工作。虽然它是黑白的，但成本低、进展快，目前已有近2万部古籍完成数字化。”张志清介绍，从2015年起，国图又陆续启动了“国家图书馆藏普通古籍数字化”“国家图书馆藏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数字化”项目，并积极建设各类特藏资源库，包括甲骨世界、碑帖菁华、敦煌遗珍等。如今，各类文献数字化已超过10万部(种)。
与此同时，许多古籍公藏单位也加快了古籍数字化的步伐。“如云南省图书馆对大理国写经等的数字化工作做得极为精细，注重体现细节，甚至能从图片上看到纸张的纤维。”张志清说，“我们已与这些图书馆达成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在承诺不用于商业开发的前提下交换数字资源的使用权。这种数字资源的互相备份，也为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提供了保证。”
共同的目标，让协作进程逐步加快。2014年底，天津图书馆向国家图书馆提供总量5800余种约300万拍明清版本古籍数字资源;2016年下半年，云南省图书馆将139种727册95496拍的资源提供给国图……
此外，近年来，国家图书馆还携手全国21家古籍收藏机构举办了3次联合发布活动，在线发布古籍资源超过1.7万部，赢得社会广泛关注。
中国是世界上古籍流失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为实现海外古籍回归，国图还开启了海外古籍数字化合作项目。2009年，国图与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达成协议，对该馆所藏中文善本和齐如山专藏进行数字化。2010年9月，“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特藏资源库”在国图正式发布，该项目共完成经部和史部善本数字化计741部11142册83.6万拍。此外，哈佛燕京图书馆还赠送了齐如山戏曲小说专藏204种。2009年11月，日本东京东洋文化研究所将所藏4000余种汉籍，以数字化方式无偿提供给国家图书馆。2015年，国家图书馆启动“海外中华古籍调查暨数字化合作项目”，在该项目的引领下，法国国家图书馆藏《圆明园四十景图》和5300号敦煌文献，大英图书馆、英国阿伯丁大学图书馆和牛津大学波德利图书馆藏《永乐大典》等一批珍贵文献以数字化形式实现了回归。
嘉惠学林，广受赞誉
“中华古籍资源库”自上线以来，其网络点击量呈逐年递增之势，点击量排名已跃居第3位，仅次于国图数字方志和中文图书的点击量。浙江大学教授薛春龙对国图在数字化建设方面的表率作用大加赞扬：“以前查善本资料，大多只能利用寒暑假，在国图附近找家旅馆住上一段时间，每天对着胶片机抄材料。胶片的借阅数量虽不受限制但装卸很费事，字迹也比较模糊。如今，只需一台电脑，便可查询海量资源。”
“古籍数字化能改变古籍整理研究的生态。鉴定古籍版本，我们一般通过序跋、牌记、刻工、避讳、字体可以大体确认，但还有大量证据不明确的，需要求助于兄弟馆的书影甚至海外的书影加以核对。过去，书影的交换主要通过书信的方式，今天数字化上线了，就可以随时核对书影了。”山东大学教授杜泽逊说。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学者在一些古籍公藏单位提出借阅古籍时，有些馆会以“保护”为借口予以拒绝，但这种“深藏”的做法并不能发挥出古籍应有的价值。有关专家认为，推进古籍数字化服务已是大趋势，数字化很好地解决了古籍保护与利用的矛盾。
“国图的古籍数字化工作以实际行动为其他公藏机构作出了示范，许多网友更以‘前所未有的壮举’来评价这项嘉惠学林的惠民工程。希望国家能进一步加大古籍数字化力度，为实现文化的繁荣发展做好文献方面的整理、保护和利用工作。”有关专家表示。
（以上来源：中国文化传媒网，2019-08-02，李静）
古籍数字化，既是保护更是赋予新生
上个月，有800余年历史的巴黎圣母院遭遇大火，火灾中，高达93米的尖塔和大面积的屋顶坍塌，著名的玫瑰花窗也被烧毁。令人欣慰的是，巴黎圣母院已经有了一份精确可靠的数字档案，将在未来的重建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据悉，国内也有许多博物馆已经开启了数字化建设，如故宫博物院建立了“数字博物馆”，观众可在数字地图上了解故宫内1200栋古建筑的信息，还可以通过虚拟现实技术，“走进”养心殿、三希堂等。
元人张养浩曾在一首《山坡羊》中写到那些消失在历史烟尘中的建筑——“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古往今来，无数的建筑都以如此的命运作为终结，只能由后人凭借想象去凭吊。与建筑有着相似命运的，还有比建筑更加脆弱的古籍。
我们常用浩如烟海形容文献、资料、书籍之多，孰不知，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古籍，它们也只是曾经存于世上的浩繁古籍中的惊鸿一瞥而已。翻开史书“经籍志”“艺文志”，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很长很长的目录，在这些被收录进史书的卷册之外，也一定有更多的卷册存在，但令人遗憾的是，绝大多数古籍也只是留下一个书名而已，作为实体的它们，早已如烟云般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让今天的人们徒叹奈何，唯余哀叹与感伤。
这些没能流传下来的古籍，或毁于战乱，或毁于水火，或毁于虫蛀鼠咬，或毁于人为破坏，不一而足。一千多年前，隋人牛弘就有书籍“五厄”，即书籍自古至隋所遭遇的包括秦始皇焚书在内的五次厄运之说，而自隋以降，类似的大大小小的“厄运”更是不知凡几。
古籍所记，皆为人类智慧之结晶。为了让书籍逃脱被毁的厄运，古人想到的是增加备份、分开保存，如四库全书被分藏于全国七座藏书楼即是一例。但是，即使到了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我们仍然无法将无情水火完全屏蔽于古籍之外。因为，幸好有了数字化的手段，我们可以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对古籍文献进行加工处理，使其转化为电子数据形式，通过光盘、网络等介质让古籍得到保存和传播。数字化无疑给了古籍以新的生命。
从信息承载介质演进的历史来看，古籍的数字化其实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上古时期，文字、图书被记录于龟甲上，后来又被记录在竹木简和布帛上，而在造纸术出现之后，它们又被记录在了纸张之上。数字化技术出现后，随着越来越多的出版物以数字的形式呈现，古籍的数字化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古籍数字化的意义，不仅表现在古籍的保存上，更表现在古籍的使用与传播上——在不对古籍原件造成任何损害的情况下，使其作为知识载体的功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促进文化的传承与传播。从这个角度来说，古籍的数字化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是古籍保护历史和文化传播历史上的大事。
古籍数字化的工作一直在进行。比如，早在2016年，国家图书馆就向社会正式免费发布了“中华古籍资源库”，供公众阅览和学术研究。巴黎圣母院的这场大火，让我们再一次感受到了古籍数字化的紧迫性。我们不知道意外与明天哪一个会先到来，但加快古籍数字化的进程却是我们能做的，也是我们能够做到的。
（以上来源：光明网，2019-05-23，张楠之）
【数据分析】
古籍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传承的一种方式。古往今来，人们都非常重视对古籍的保护和利用。但由于战争、自然灾害、生态环境以及温度湿气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古籍的保护工作面临很大的难题，从而造成逐渐消失或遗失的现象，使得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文本有所遗失。这一难题一直以来令诸多古籍使用者、爱好者和保存者思索良多。他们不断改善古籍存放环境、改进纸张和笔墨质量，以期实现更好保存的目的，但收效甚微。
古籍的保存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传承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而要实现文化的传承，就要充分利用古籍资源，但利用古籍必然会对原物造成一定的破坏。随着文化的发展，这两者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而数字化是破解这一难题的重要途径和方法。
曾经，在数字化时代尚未到来之前，人们尝试着用缩微胶片的方式让古籍更好的保留下来，以此扭转年代久远的古籍渐次消失的规律。但是这种方式有其明显的缺陷，如清晰度不高、胶片只有黑白两色无法全面展现古籍资料、所能提供的古籍信息量不够全面等，使得这种方式难以真正实现与古籍同样的阅读效果。虽然有所创新，但无法得到大范围的推广。
数字化时代到来之后，人们不断探索数字化保存古籍文本的新方式，试图从古籍保存和古籍利用的双重角度，解决了二者之间的矛盾。开展古籍数字化，不仅从根本上解决了古籍受制于客观条件的问题，同时也让古籍以更加便捷的方式为文化工作者服务，从而更好地实现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古籍数字化不仅实现了保护古籍的目的，也实现了利用古籍的目的；不仅创新了古籍保管延存的方式，同时也激发了古籍自身的生命活力，为其在新时代迸发出新的文化生产力提供了有力条件。
随着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稳步推进，越来越多的古籍保存单位开始重视和推广古籍数字化，力图打破古籍阅览的时空限制，为古籍研究和古籍利用提供有效资源，以实际行动为古籍保护工作献出力量。当前，古籍数字化已成为其保护的一种必要手段和趋势，这种方式不仅能改变古籍整理研究的生态，同时也提高了古籍研究者的工作效率，为古籍爱好者在资源调度方面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来源：文化大数据